因为唐诗论情，写了元稹，又承继了陈寅恪老先生的观点。找了些事实铺排了一下他巧婚巧宦的内容。结果呢，在某乎却被不无鄙视的贴了元黑的标签。其实，对于元稹这个级别的大诗人，俺向来是仰望之而不可及的。而元稹一生仕途并不算太顺畅，又有投靠宦官的行为。所以不需我黑，良莠自明。只是看历史人物永远不要二元论，也不要非此即彼的贴标签。每一个行为背后，可以考证出来的往往都有可能是“人性的扭曲”或者“道德的沦丧”之类的悲剧。所以呢就着某乎有人问春蝉这首诗，俺再来聒噪些内容吧。

春蝉是一首典型的排律，严格来说，排律的概念应该是直到宋元时期才被固化下来的，唐人诗词中严谨的排律不多，很多都是歌行等为主的古体诗。但是初唐之后的诗人，五言的排律往往也还不少，这个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唐代科举中就有类似于此类排律的作诗要求。所以元稹这种曾在元和元年的考试中高中的才子自然也是熟稔这个形式的。我先把这首诗放在后面吧。
春蝉（唐·元稹）
我自东归日，厌苦春鸠声。
作诗怜化工，不遣春蝉生。
及来商山道，山深气不平。
春秋两相似，虫豸百种鸣。
风松不成韵，蜩螗沸如羹。
岂无朝阳凤，羞与微物争。
安得天上雨，奔浑河海倾。
荡涤反时气，然后好晴明。
单看这首诗，似乎仅仅是一套牢骚和郁积的志气。这是作为一个熟练地七律写手的基础功力。一首诗的格调往往是比较容易嗅出来的。但是却又不能单看这一首，因为这里是一个套路。或者说这是一个结果。而且这其中还有一套完整的元才子的心路历程。所以呢我再提一下另外的一首诗，也就是春鸠。
春鸠（唐·元稹）
春鸠与百舌，音响讵同年。
如何一时语，俱得春风怜。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这两首诗一起参看，才算是比较完整的诗人角度。而且明显春鸠是在春蝉之前。元稹应该是先写的春鸠，八句五言，一顿纯度比较高的牢骚。然后似乎又觉得不过瘾，而且纯牢骚又太丧了一些，所以又写了春蝉，给自己也出口气顺便再抒发一下自己的志气。这种比较简单的理解似乎就已经能概括这两首诗的情绪了。不过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这真的就只是一场牢骚吗，待我细细道来。

首先要从可以定位时间的地方说起。我自东归日这第一句的指向非常明确——东归之日就开始讨厌春鸠了。而元稹的东归指向却有不少解释，有人说就是从东川回长安的路上，简称东归；这个说法和把遇到困难叫“遇难”一样，不严谨的有了搞笑的作用。反正最后学术界公认的东归指的其实是元稹在元和五年（810年）春天，从东都洛阳回西安的路上。那么问题来了，元稹为什么要从东都洛阳回长安呢？这还得从前一年说起。

元和四年，在宰相裴垍的推荐之下，元稹得以担任监察御史的官职。监察御史的位置，虽然只有正八品上，还不如县令的品级，但是却颇有权柄，类似于后世的监察巡视组官员，其品阶虽低，其职务则剧，其权限则大，而其迁转亦速。元稹上任后出巡东川，在梓州上奏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贪污没收百姓财物、房屋田产，私自加税。朝廷虽然有所动作——退还没收财产，对经手人员罚俸处理；但是却也没又能够彻底的落实政策。反而是因此天下的藩镇都开始对元稹这样清刻的监察官员产生了怨恨。加上巡视归途之中，元稹又顺手弹劾了山南西道节度使裴玢私自加收草料扰民的事情。也加剧了各地藩镇的对立情绪。所以朝廷内的权贵忌惮，当年六月将元稹排挤出长安，转任到东都洛阳的御史东台留守。虽然监察御史的身份没变，但是却又一次被踢出了权力中心。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此时遣悲怀的女主角——与元稹共患难的韦丛病重，却正好在洛阳韦氏老宅居住；元稹却也正好得到了陪自己的苦命妻子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机会。

说到这里岔开话题，有唐一代。大诗人无数。但是最令人肉麻的CP无疑就是元稹和白居易。但是这二人之间还有这非常明显的不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白氏主张待时而动，时不至则潜藏等待，而元稹则在《酬别致用》中云：

“我有恳奋志，三十无人知。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氂。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

元氏主张不以境遇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想，如果情况不顺，则要通过人为的努力创造条件达到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所以无论这个思想境界上的差异也让二者在后世的名声有了非常大的差异。

把话题转回来，这样坚韧而有毅力的元稹，监察御史的差事还在，当然不会虚度在东都御史台的日子。在度过了亡妻韦丛的伤痛之后，又蹦出来搞了一个大事件。当时的河南尹——也就是大约河南省长的高官房式由于贪污事发，结果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将其停职，带到东台讯问。

河南尹在当时朝廷的位置要接近于现在的直辖市一把手，不仅仅只是一方大员还是有资格参与朝廷的大事的高官。这个就好比《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发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问题后不请示不汇报直接把人扣下并给沙停职一般。这个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血也不是一般的热啊。这样做的结局显而易见，元稹直接就被拿下，罚俸一季，追赴西台。直接给调回长安听后处理了。刚才说的东归也就是这个时候从洛阳回长安的路上。

这个事情的背景讲清楚了，我相信春鸠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鸠的意象，在古人文字之中常有无志小人的意思。庄子的逍遥游中有云：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 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百舌也叫乌鸫，叫声宛转悠扬，人们常常将其与八哥一起养。取其叫声优美。而斑鸠的叫声则是单调的如格子一般的咕咕声。元稹在春鸠此诗中，以百舌自况；表明自己的才智无人赏识，却不得不与春鸠一般聒噪而没有志向的小人为伍。前四句的意思明显。后面四句，其实是后面春蝉诗的主旨，也是一个与元稹后来的心路历程颇有关联的故事……

之前说到，春鸠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元稹因为事发而从洛阳东归长安的旅途中。那么这个旅途中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件真的有些涉及到“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不算很长的旅途中——敷水驿事件。

敷水驿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华阴县夫水镇，洛阳到长安的话应该是进入潼关前的最后一个大驿站了。元稹正是在在这个驿站碰到了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事情。我直接引用一段旧唐书的记载：

“（元稹）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士元追之，后以棰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中的这段描写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元稹临时住在敷水驿的上厅，也就是上房。这个是监察御史的权利。《唐会要》中有明确规定。就算是中使——也就是皇帝的使者——也需要和他分先来后到。所以当时的宦官刘士元与他争房间其实是一种倚仗权势横行跋扈的行为。而刘太监为啥这么跋扈呢，很简单，他是和中晚唐第一大太监仇士良一起来的。

说到仇士良其人熟悉中晚唐史的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个宦官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是超越了后来魏忠贤几倍的存在。仇公公一生杀二王，一妃子，四宰相；这个狠角色足足在中晚唐跋扈了二十多年。而且当朝的皇上唐宪宗李纯正是仇士良侍候长大的太子。这种角色，难怪他手下的刘公公敢踹门，吓得元稹没穿鞋，穿着袜子就跑了，还被用马鞭打伤了脸。最关键的是之后的处罚更是让人瞠目。

皇帝根本就没问谁对谁错，直接就把元稹贬到江陵做士曹参军。虽然士曹参军的品级与监察御史差不多，但是这明显是贬官。况且元稹之前的罪过已经处理过，罚俸一个季度；这次贬官又寻旧过错并超常规的从严从重处理。这个对于元稹的打击可就是非同凡响的了。从个人的角度推断，其实元稹这一次与宦官势力的冲突已经彻底的结束了他可能上升的仕途。中晚唐从宪宗开始，朝堂的势力已经基本被宦官和藩镇把持了；就算是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唐王朝的末路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元稹之前在东川就已经得罪了天下藩镇，这次又得罪了大宦官仇士良。不被贬谪又能怎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元稹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春蝉这首诗就是他在贬谪的处理明确之后，从长安到江陵赴任的途中写的。而春鸠的那首诗的后面四句的意思也就出来了。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春天本来就没有蝉，蝉是从夏季开始到秋季才会大量的出现的。那么这里的春蝉指的是啥呢？很简单就是那些飞扬跋扈的宦官。汉时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后因以蜩蝉指宦官。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知道老天爷的意思是春天是没有蝉的，这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太监。只会在我面前瞎叫唤。
而整个春蝉诗的意思也可以做如下解释：

我自东归日，厌苦春鸠声。

我从洛阳回长安就是因为被小人害的。

作诗怜化工，不遣春蝉生。

这里的怜应该是做遗憾讲，我写诗遗憾造化工巧，你不应该搞出这些宦官（蝉）啊。

及来商山道，山深气不平。

商山道是从长安到江陵的必经之路，也说明了我在被贬谪的道路上颇有些不平之气。

春秋两相似，虫豸百种鸣。

这句话其实暗含诅咒，虫豸是无法过冬的，所以春天到秋天你们就先鸣叫吧，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风松不成韵，蜩螗沸如羹。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清高的松树在风中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清冷，哪里比得上知了们疯狂的叫声。

岂无朝阳凤，羞与微物争。

何况又没有朝阳的凤鸟，也不好意思和这些小小的虫子争着发声。

安得天上雨，奔浑河海倾。
荡涤反时气，然后好晴明。

最后这四句就是泄愤似的慨叹，干脆来一场大雨，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冲干净得了。这样才会有清明世界。
这么一看，大才子这是在隐晦的骂奸佞小人和跋扈判官吧。

如果故事到这里，那么这么一个嫉恶如仇又被邪恶势力疯狂打压的才子当然是一个高大上伟光正的形象。但是，还是得说但是，这次贬谪也许是元稹个人心路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其后的十几年元稹都是在各个州县轮转。大约也正是在这些轮转中，之前说到的元白之间的差异开始凸显。能够作为儒家正道的白居易谨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而元稹则在自己所谓的积极奋斗中逐渐的开始迷失。虽然现代的学者卞孝萱等人纷纷辩白，但是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将元稹后来的复出为相归因为结交了宦官崔潭峻、魏宏简；同时巴结元和六年调任江陵尹的严绶的结果。如此看来，试图通过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的元才子还是迷失在自己的理想里，也终于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