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二零一一年腊月初十仙逝，享年八十四岁。是为祭。
麦收前，正是枣树扬花时节。父亲围着当院的那棵枣树絮叨：叶子黄，不开花，完了，没一点儿长劲。
麦收后，赶紧施肥浇水，还是不见起色。父亲绕着当院的那棵枣树絮叨：叶子还是这么黄，结了点儿枣疙瘩，毁了，缓不起来了。
盛夏以后，连续下了几场大雨，当院里的水存了好几天，父亲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上絮叨：涝梨旱枣，泡了好几天哪受得了？死了，别指望了，活不了了。
父亲说，俺有个感觉，你娘死了，当院的这棵枣树怕是够呛。怕嘛来嘛，这下好，跟去了。
当院的这棵枣树长了十多年了。当年春天村上来卖树苗的，人们纷纷挑拣高大顺溜的买。卖树苗的收摊后，母亲连络剩下的树枝当柴禾捡回家，看见这棵小树根须齐全，就在当院里选了个高地挖坑种上了。当时也就半米多高，一年下来长到一人头高。人们都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换钱。从第二年开始，这颗小树就年年开花，年年结枣。鲜枣给家里的孩子们尝鲜，醉枣给外出上学的孩子们解馋，剩下的给大人们蒸粘糕。
细想起来，母亲可没少在这棵枣树上费心费力。年年松土施肥，年年开甲修剪，年年打药捉虫。本地枣树极易生长一种叫“八角子”的虫子，春天破茧而出，夏天幼而成虫，秋天成蛹入茧，小营子吃枣叶、啃幼枣，破坏力极大，成虫毛刺有毒，只要有汗毛的皮肤蹭上一点儿就奇痒无比。每年开春，母亲都踮着小脚，绕着枣树捉拿八角子，年年都成百成百地捉杀，从而保住了枣叶繁茂和枣树结果。
细想起来，母亲侍弄枣树的精心，何不像极了抚养我们姐弟五人。父亲年轻入伍，身负重伤，不能干重体力活，一家七口打里打外全仰仗母亲一人。跑州县陪父亲看病，下大田深翻土地，打草拾柴火，扬场簸簸箕，哪一样也没有落后。年近六旬，母亲一个大秋还能捏拾豆粒上百斤；年近七旬，母亲一个秋上还能捡拾柴火一小垛。
细想起来，母亲一生勤俭持家，细水度日，相夫教子，睦邻善友。母亲一生浆织洗涮，不知用完了多少缸水；一生缝贴补纳，不知用坏了多少枚针。年过六旬，母亲还给外孙们缝衣做裤；年过七旬，母亲还给姻孙缝制猪枕头。母亲大字不识，过节必给从未谋面的公婆上坟燎纸，默念先祖保佑后人；逢年必给老天爷焚烧厚厚的纸钱，期盼皇天降福临祉。
细想起来，母亲很平常，很平凡，做到了一个家庭妇女应该做的一切，尽到了一个贤妻良母应该尽的全部，就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养儿育女，操持家务，无欲无求，默默无闻。
母亲年事已高，想念远在外地的唯一一个孙子，梦中听到孙子喊奶奶，癔而癔症慌忙下炕摔坏了胯骨。母亲瘫躺在炕上，执意躺在能望到枣树的位置。开甲、施肥、除虫，谁有空就支使谁干，一点儿也不糊涂。人们劝说她一心静养不要多管闲事，可母亲就认一个理：不结枣，孩子们过年回来就得吃瞎粘糕。
母亲走了，枣树死了；母亲年前走的，枣树转年死的。望着母亲的遗物和枯死的枣树，我们泪眼婆娑，父亲唉声叹气。亲戚长辈劝说，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用跟自个儿过不去；让你爸爸好好活着，你们多尽孝不就得了。
我想，倒不如用枣树的粗枝给父亲做个拐杖，也好陪伴父亲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