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房子早在我离开那里去上大学不久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那扇窗，还有窗那边的那个人，却一直留了下来，留在了记忆里，定格在心扉上，长成了一棵怀念树。
其实我并不确定，那能不能叫做一扇窗。因为它只是老屋厢房南墙上一个大约20公分宽、30公分高的窟窿而已，外加一块不带玻璃的木板做遮挡。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老家那时的房子，为什么整栋房屋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窗户。难道是因为那种土坯房有足够的缝隙或破洞与外面相通，窗户显得多余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几间土坯房不曾有过一扇正经的窗户，才使得这样一扇小得不能再小的窗口，在我的记忆里变得那么特殊了呢？
那土坯房是与另一户人家合住的，而我家隔壁住着我大妈。我家住着两间正房和连着两间正房的一间厢房。厢房横在正房的端头，长方形，南北走向，厢房里南端依着墙体垒了一座快一米高、略带弧形的灶台，其余的地方则被一个饭桌，一只水缸，一个碗柜和一个柴火池子所分割。因为当厨房用，加上隔着土坯墙的，是终年泛着尿骚味的猪圈，厢房的地面一年四季都是潮湿的黑褐色。
那扇小窗就置于厢房的南墙、灶台的上方。小窗通着隔壁大妈家，透过这个窗口能看到大妈家的天井，侧一下脑袋，还能透过大妈家的天井，看到南面的远天。通常接近傍晚的斜阳能经过大妈家的天井，再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照进我家，给阴暗的厢房带来一些光亮。
大妈称我母亲“大妹”，我母亲喊大妈“嫂子”，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至今都不能说得很明白。我母亲，10岁左右已经没了父母，被送到这个村子给一户地主婆当了童养媳，但我父亲却并不是这个地主婆的儿子，大妈，据说曾经也是这个地主婆的儿媳。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妈和母亲之间相互称谓的由来吧。不过，提到的这几个人，谁跟谁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
我母亲继幼年时父母双亡以后，临近半百了，又遭遇丧夫再痛失长子的悲伤。父亲去世之前已经卧床多年，大哥当时虽然也只有27岁，但已是家里的顶梁柱，主政家事。大哥和父亲在一年左右相继离去，给母亲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摧残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常年以泪洗面。不是说母亲软弱，剩下几个年龄尚小的孩子，都需要靠母亲那双瘦弱的肩膀支撑着，加上那些年举国穷困潦倒的日子，还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村自留地也没有了，自家地里的蔬菜也指望不上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指着几只散养的鸡多吃些虫草多下几只鸡蛋拿去卖了换点菜钱。所以那时每每听到母鸡“咯咯咯哒”的叫声，就是全家人既兴奋又紧张的时刻，因为母鸡在那个极少被喂食的年代里，不光是下了蛋会“咯咯咯哒”地邀功请赏，有时会在鸡窝里趴一会儿，虚晃一枪，也“咯咯咯哒”地叫，试图骗吃喝。
我至今仍记得那时跟村里的小伙伴，带着不超过2毛钱的盘缠，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县城去买一毛钱一筐大甩卖的处理蔬菜的情景；闭上眼睛，也能历历再现母亲用筷子从油瓶底部沾两滴油炒菜的情形。
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那些日子里，没有隔壁大妈的陪伴，没有隔壁大妈的倾力相助，我母亲能不能挺过来？我们几个孩子如今会在哪里？
庆幸的是，那只是假设。幸运的是，隔壁大妈一直都在。
大妈，跟母亲看上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瘦弱单薄的身子，都有一双裹过的小脚，都不能辨识扁担和一字的区别。大妈脸盘较小，眼睛也不大，但很灵巧，走路总像赶集似的，什么时候都是乐观欣喜的样子。如果说母亲是内韧坚强，大妈从不掩饰她的热情和善良。
母亲感到走途无路，手足无措的时候，或者在父亲或者大哥的某个忌日时，总会从低低地抽泣到无法控制地放声大哭。每每这个时候，无论白天黑夜，阴晴雨雪，只要大妈知道了，只要大妈在家，大妈都会叩开我家的门，来到母亲身边，搂着母亲，先是陪着母亲一起哭一会儿，让母亲释放，然后慢慢劝慰母亲，有时干脆陪着母亲睡觉，直到第二天天亮。
作为孩子，我印象更深的，则是厢房南墙上那扇小得可以忽略的、通往大妈家天井的小窗。因为那扇窗满足了一个饥渴中的孩子最本能的期待，因为那扇窗点燃了一个绝境家庭的儿女对温情的向往。
那时最期待的莫过于窗口那边，大妈唤“大妹”的声音。伴随无数次“大妹”的喊声，正是通过那个小小的窗口，大妈一次又一次地将大妈家在那个年代有助于生存的所有东西，拿来与我们分享。有时是二两炒菜的油，或者一斤大米，或者半碗炒菜，或者一碗自制的米酒；有时是一根红薯，或者两根茄子，或者两块霉豆腐，或者一碟咸菜，甚至一块布头。总之一切大妈家自己食和用的东西，都可能经过这个小窗递过来，给我们以生的希望。儿时的我，以至于每次听到大妈在小窗那边喊“大妹”的时候，就止不住嘴角的哈喇子，急于奔过去看，看大妈又给我家送来什么好吃的。而在饥渴煎熬下，掩不住某种欲望的时候，总会在内心里期盼，窗那一边“大妹”的喊声能够早一点再早一点到来。
不是说大妈家比我家富有多少，仅仅因为大妈家的大叔（大妈的前夫去世后，大妈改嫁给大叔）在公社水库管理站上当厨师，能从那里带回一些残枝剩叶、残汤剩羹，随那里的干部们一起享受一点特殊的福利待遇。我能清楚地记得，大妈每次分给我家的食用油都是从大叔带回的福利中抠出来的。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在我哥参军、我姐辍学能帮忙挣工分之前，我想隔壁大妈陪着母亲一起哭的日子，也许是那时绝望中的母亲能感受到的最温暖的存在，而大妈从那个窗口传送过来的实实在在的关切和帮衬，给了母亲坚强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那扇窗，的确很小，但那是那个时代唯一能给我家潮湿阴暗的屋子带进光明的通道，也是唯一能照进几缕阳光，在寒冬里给我们温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