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7 华杉
中国历史上讲好的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往往就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
【“《诗》 云:‘不愆(qian)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愆,过差。
“《诗经》上说:‘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依从传统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为什么呢?当年圣人已经竭尽了目力,把方圆曲直看明白了,又制作了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绳,来给后人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用之不尽了。圣人又竭尽其耳力,审听声音的清浊高下,然后用竹管截成12种不同长短,制作了校音器‘六律’,后世可以用它来校正五音。可见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而欲为之造命,早已竭尽心思,图维区画,无所不用其极。竭心尽力之后,又施之以仁政,他的仁也就覆盖天下了。
“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籍山陵,挖池塘一定要凭籍沼泽,如果筑高台非要到低洼的地方去筑,挖池塘非要到高处去挖,那是聪明人吗?同样,施行仁政,不以先王的法度为准则,是聪明人吗?
“先王之道之所以应该遵循,只是因为那不忍人之政,足以泽被当时,又足以传之万世,也因为那为人君者,有仁心,有不忍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只有仁人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之人居于统治地位,那就撒向人间都是恶了。”
儒家之道,孔子说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他的道统。来来回回两千年,叨叨说要法先王之道,要恢复文武周公之道,让人觉得迂腐。其实也不迂腐,中国人的传统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几乎都是周公竭尽心思,图维区画的。有兴趣的朋友,推荐一本书,吴国桢著《中国的传统》,对那一段历史有很详尽的研究。
至于先王的政治,当然是好的,就像大多数朝代开国时期的政治,都是治世,都是最好的时代。中国历史上讲好的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往往就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活在治世是最好的,比如文景之治,那是超级仁政,社会空前自由,人民空前富足。到了汉武盛世,就穷兵黩武,搞得全国全民破产,国家几乎倾覆,以至于汉武帝那么骄傲的人,晚年在巨大政治压力下,被迫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儒家的仁政要实现,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孟子说的:“惟仁者宜在高位。”国君必须是仁人圣君,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几乎不可能,只能靠劝说,靠教育,所以儒家的教育家成就,远远超过了政治家的成就。或者说,儒家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是某种程度上讲没入门的政治家。战国大结局,秦国胜出,儒家在政治上完败给法家,因为法家虽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但却是最高超最无底线的权术家。
我们学习儒家,不是学他的政治,而是学他的教育,来教育自己,是日用常行的朴素道理,是格物致知的学习学,是诚意正心的修养,是修身齐家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