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讲好的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往往就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
【“《诗》 云：‘不愆（qian）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愆，过差。
“《诗经》上说：‘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依从传统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为什么呢？当年圣人已经竭尽了目力，把方圆曲直看明白了，又制作了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绳，来给后人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用之不尽了。圣人又竭尽其耳力，审听声音的清浊高下，然后用竹管截成12种不同长短，制作了校音器‘六律’，后世可以用它来校正五音。可见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而欲为之造命，早已竭尽心思，图维区画，无所不用其极。竭心尽力之后，又施之以仁政，他的仁也就覆盖天下了。
“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籍山陵，挖池塘一定要凭籍沼泽，如果筑高台非要到低洼的地方去筑，挖池塘非要到高处去挖，那是聪明人吗？同样，施行仁政，不以先王的法度为准则，是聪明人吗？
“先王之道之所以应该遵循，只是因为那不忍人之政，足以泽被当时，又足以传之万世，也因为那为人君者，有仁心，有不忍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只有仁人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之人居于统治地位，那就撒向人间都是恶了。”
儒家之道，孔子说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他的道统。来来回回两千年，叨叨说要法先王之道，要恢复文武周公之道，让人觉得迂腐。其实也不迂腐，中国人的传统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几乎都是周公竭尽心思，图维区画的。有兴趣的朋友，我推荐一本书，吴国桢著《中国的传统》，对那一段历史有很详尽的研究。
至于先王的政治，当然是好的，就像大多数朝代开国时期的政治，都是治世，都是最好的时代。中国历史上讲好的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往往就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活在治世是最好的，比如文景之治，那是超级仁政，社会空前自由，人民空前富足。到了汉武盛世，就穷兵黩武，搞得全国全民破产，国家几乎倾覆，以至于汉武帝那么骄傲的人，晚年在巨大政治压力下，被迫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儒家的仁政要实现，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孟子说的：“惟仁者宜在高位。”国君必须是仁人圣君，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几乎不可能，只能靠劝说，靠教育，所以儒家的教育家成就，远远超过了政治家的成就。或者说，儒家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是某种程度上讲没入门的政治家。战国大结局，秦国胜出，儒家在政治上完败给法家，因为法家虽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但却是最高超最无底线的权术家。
我们学习儒家，不是学他的政治，而是学他的教育，来教育自己，是日用常行的朴素道理，是格物致知的学习学，是诚意正心的修养，是修身齐家的领导力。
我的孟子学习参考书目：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中华书局
张居正讲解孟子，张居正，中国华侨出版社
孟子正义，焦循，中华书局
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