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妻侄诸阳伯复请学,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说矣。他日,复请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闻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无穷,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尽乎?抑尚有所求于其外也乎?”复告之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曰:“然则朱子所谓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谓知矣,而未可以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则必实致其温凊之功,而后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则必实致其奉养之力,而后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为如何温凊奉养,而遂谓之致知,则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门不易之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译文:妻侄子诸阳伯又来请教为学之道,我就把格物致知的功夫讲给他听。过了几天,他又来请教:“致知的意思,是要致我们心体的良知,这一点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天下那么多事事物物,做每件事儿的情况都不同,理也不同,真的只要致我们的良知就可以穷尽事物的理吗?还是说也要适当在事物上求理?”我又对他说:“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天底下哪有心外的性?哪有性外的理?哪有理外的心呢?在心之外求事物之理,这就是告子“义外”的学说。理,就我们心的条理。这个理,发见于父母身上就是孝顺,发见在君王身上就是忠,发见于朋友身上就是信义。这种发见于不同的事事物物之上,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都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理。所以说那些把端庄静坐当做存心养性,把学问思辨作为穷尽事物之理的人,还是把心和理一分为二了。如果是我的看法,那端庄静坐也可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也可以存心养性,绝不是说养心的时候就没有理,穷理的时候就不用心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为学可以知行并进而达到知行合一功效,而后世为学因为先知后行反而导致支离决裂的原因。”诸阳伯说:“那朱熹先生所讲的该怎么做温清定省的节目,该怎么学习奉养父母的方法,难道不是讲致知的功夫吗?”我说:“那顶多就是知道,不能说就是致知了。知道如何做温清定省,必须要在父母身上着实的用温清定省,然后我们就知道到底父母适合哪种温清定省的方法,节奏,我们自己能接受哪种方法和节奏了;知道如何奉养父母,必须要着实的在父母身上实践,然后我们就知道父母的身体和习惯能接受哪种奉养方式,我们又能接受哪种奉养方式了,尽心而已,这样才叫致知。如果只是学了一些温清奉养的规则,就认识是致知,那致知也太简单了。《易经》讲“知至,至之”。知至,就是良知;至之,就是致良知。这是孔门万古不变的教诲,百世以后即便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变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