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六连指导员张凯辉
怀宁大队，是以皖西支队第二大队六连(张海游击队)先后在怀宁组织的几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而成的。
1947年5月间，我们攻打潜山源潭铺战斗后不久，有个地方同志领着一位个子高高的怀宁人来见我们。此人名叫许龙彪，贫雇农成份，他要求我们派他回家乡组织一支游击队，要我给他介绍游击战的方法，并给他一点武器。我们表示同意。还向他讲了组织游击队应注意的问题，如阶级成份、严守纪律和打击敌特等，并给了他一枝步枪和几枝手榴弹。他回去后组织起三五个人的游击小组并很快发展成一支游击队，活动在大洼岭(现大洼乡)一带，这是怀宁县第一支游击队。第一次攻打石牌镇战斗之后，大约在6月间，又有一位地方同志介绍一位潜山槎水人，名叫陈玉昆，中小个子，有颗金牙，可能是个失业失学的青年。他在怀宁有亲戚关系，并可搞到武器，要求允许派他去那里组织一支游击队，我们也同意了，并向他提出了要求，后来他也很快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地点待调查)，这是怀宁县第二支游击队。八九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是包括皖西在内的大别山革命高潮时期，也是游击队发展的高潮时期。那时当地人民群众在大好形势推动下，在国民党残酷压迫下，大有“揭竿而起”的势头。当时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领导，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根据地。据张海同志的回忆：1947年六七月间，上级布置每个连要发展游击队五七个，并强调我连要往山外怀宁扩展。到同年八九月间，六连(张海游击队)由两个排60多人，发展到340多人，先后共发展了十支游击队。新发展的游击队，除了这以前发展的许龙彪和陈玉昆两支外，还有阮朝宗、叶小黄、汪信圣，陈国其、徐申、汪平、徐纪太、陈杰益(后叛变)等8支游击队。他们活动地区分别是：阮朝宗活动于高河埠、育儿村、青草塥一带；汪信圣活动于三桥、洪镇一带；汪平活动于小市港向石牌发展；徐申活动于余井、老岭头一带；陈国其活动于野人寨、黄泥一带；叶小黄活动于源潭铺一带。
游击队发展很快，人越来越多，活动地区越来越大。游击队供给来源主要靠向老财筹款。张海游击队和由他发展及领导的当地游击队，都曾在怀宁地区向老财筹过款。因当时除主要供给部队自身外，还有上缴任务。
1947年8月底9月初，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使大别山的局面迅速改观。在皖西地区，三纵队在皖西人民自卫军的积极配合下，把皖西各县城除怀宁的安庆外都解放了(其中岳西、太湖、望江三县县城和怀宁的石牌镇，是皖西人民自卫军单独或为主解放的)。皖西人民自卫军临时指挥部下辖鄂西北来的一、二大队和皖西支队所属游击队，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在这样形势下，皖西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于9月中旬决定，将下辖的两个直属大队和一个支队编为三个支队，同时将支队下辖各县游击队编成各县的县大队。怀宁虽然乡村许多地方都已解放了，但县城安庆和沿江乡镇尚未解放，因而怀宁县大队是在潜山县的王家牌楼成立的。它是以许龙彪、陈玉坤等几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而成的。与一支队下辖各县大队成立是同一个命令下达的。怀宁县大队长兼教导员张凯辉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许龙彪，第二中队长陈玉昆，指导员待支队派，当时未配上。全大队将近200人，各种枪支百余枝，其中轻机枪2挺，既不缺人，也不缺枪，但就缺有作战经验的党员干部。当时除我和我从张海游击队带过来的一名通信员黄奇文打过仗外，其他人都没有打过仗，都不是党员。我向支队首长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尽快派两名指导员来，支队首长答应派，但人迟迟未到。
当时，怀宁县城安庆和沿江一带重要乡镇还未解放，我县委、县政府均未成立。但作为县政府组成部份的支柱县大队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此情况下，县大队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它的前身是潜怀边的几支游击队，在它成立前后那段时间，活动于潜山东南的余家井、老岭头和怀宁的王家河、小市、公岭等地区，打击国民党反动的乡保长，掩护新生的潜山地方政府工作的展开。大队成立以后，不仅仍肩负着上述任务，还要去尚未建立政府的怀宁，创造条件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因为我们是怀宁县大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大队成立不久，干部奇缺，组织不健全，仍然促使我下定决心，于9月底把部队从潜山王家牌开往怀宁地区。在叶家祠堂、腊树窝、高庙山(现腊树乡高旗村、腊树村、健康村)，史家老屋、三柳港、郝家山(现雷埠乡思桥村、郝山村)一带活动。这一带群众和地形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平原兼丘陵地带，虽然离敌据点石牌很近，但离潜山也不远。当时我想把这一地区作为开辟怀宁根据地并建立政权的重点来抓。为此，在短短几天内积极开展工作，第一，宣传发动群众，主要是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特别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胜利形势和我党政策，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我们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在腊树窝街上召开数百人大会进行宣传讲话。第二，镇压反动分子。据据群众揭发和我们调查，发现当地一个国民党兵痞流氓产振东，乘我游击队蓬勃发展之机，纠集一些社会渣子，打着我军游击队旗号当土匪，干了许多欺压群众、敲诈勘索的坏事，严重破坏了我军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民愤极大。为平息民愤，安定人心，维护我军声誉，挽回影响，我们在腊树窝街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罪行并将他当众镇压了。第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写信的形式，做进步士绅和伪乡保人员的工作，争取他们站在我们一边并为我们做些工作。如三柳港伪副保长陈丙成，经我们谈话做工作，事后证明此人表现是好的。
我们在那一带活动的第四天下午，从史家老屋出发到三柳港宿营。这是一个离石牌不远的约百户人家的大村庄，背山面畈，坐南朝北，我们大队部住村东头副保长陈丙成家，两个中队住西头。部队住下后，照例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晚间我找了房东陈丙成谈话，此人约30岁左右，是个劳动农民，群众对他反映不错，他当副保长是群众推选他干的。我对他给予了适当的勉励，并要他今后不可欺压人民，要为群众做好事。还通过他简单了解一下石牌敌人的情况，知道那里有敌人，但多少不清，我没有再深入调查。估计石牌之敌人不敢来打我们，因为不久以前，我皖西人民自卫军攻克石牌并全歼守敌。同他谈话后就休息了。他家住在大门内靠右边几间房子，我住在他家里边一间屯谷的房子里。房外住着通信员黄奇文。翌日拂晓，天蒙蒙亮，我们正在熟睡的时候，突然被房东陈丙成急促地跑进我住房的脚步声所惊醒，又听他报告说:“张一大一队长，有情况，故人打来了……。”他的话音还未落，便听到外面枪声很急很近。他的报告很重要，说明情况严重，又为我争取了时间。我立即从铺上跳起来，提着驳壳枪往外冲，通信员黄奇文是个孤儿出身，他个头小，胆子大，跟在我后面。冲出大门抬头一看，敌人已进到离村仅三四十米(隔三四丘田)的地方了。只见几个敌人在依托田坎向我瞄准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把大门左边青砖墙打了个洞，这时通信员黄奇文跳进大门右边一个干粪池里，用他的短三八式步枪向敌英勇还击，掩护并催我快撤。我在大门前犹豫了几秒钟是想观察敌情和我们部队此时处于什么状态，以便决定我突围方向。我看敌人重点在正面和村西头，而东边似无敌情，判断我部队被敌人从西面和北面包围在房子里头，要迎着敌直射火力从村东头向村西头冲过去，再从房子里带出部队突围已不可能了。于是我便决定向东边冲出去，隔一丘干田有座小松树山包，我便向东边干田跑过去上山，黄奇文也紧跟上来了，但无法同被包围在村西头房子里的部队取得联系。对此，一直深感内疚，后经调查得知，当敌人袭来时，我部队正集合村西头干田里出早操，因为我这个大队长睡觉未起床，部队无人指挥，新兵怯战，接战自乱。这次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损失很大，当场有两名战士牺牲，一名战士受伤，六人被俘(怀宁二人潘邦进、胡伢，潜山四人，其中有陈玉坤），据说这些被俘同志解到安庆杀害了。武器丢失了两挺轻机枪和十几枝步枪。冲出包围的战士，少数跑回家未归队，大多数陆续回到潜山王家牌楼。这时，支队派来的一名指导员张鸿升同志(原是何德庆政委的警卫员)前来报到了。接着我便把收拢的部队缩编成一个中队。
对这次部队遭受的损失，我要负直接领导责任。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亲自去太湖向支队首长作了检讨。胡、何首长看我非常难过的样子，他们都没有什么批评。胡支队长还安慰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吃一堑，长一智，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这次挫折的原因和教训，除了部队刚组建起来，都是新兵，新干部，既未经过训练，又无作战经验，特别是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远离上级领导，加上怀宁地区情况复杂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在主观上我个人骄傲自满，麻痹轻敌。如果不是各中队自己提前起床坚持把部队拉出来出早操，那天损失会更大，甚至我这个大队长也早“报销”了。记得安庆解放后，我团八连白指导员(南下来的)告诉我，说他在驻地一个中学看到当年安庆一张伪报上登着：“47年10月某日，在三柳港战斗中击毙共军怀宁县大队长张凯辉。”可见，当时敌人是以消灭我这个大队长为它主要战果的，为此不惜捏造。正是由于我部队集合出早操把来袭敌人兵力重点吸引在村西头，使我得以从村东头突围出来。从这里清楚的说明，我和许多革命幸存者一样，所以能幸存下来，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以战友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也是促使我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当时处在革命高潮中，刘邓大军正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形势发展很快。怀宁县大队在同年11月上旬就开赴太湖整编，和张海游击队随同一支队一起上升为主力部队，编为三纵七旅三十七团（后属皖西军区），张海游击队为二营六连，怀宁大队为三营九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