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书颖
说起苏轼，不能不谈他对古今中外人那夸张的影响力。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何以占据如此独特的地位？不能不谈苏子独有的创新精神。
说起苏轼与创新，大概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苏轼对词的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是因为苏轼的大胆尝试，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上才有了“词”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细读苏轼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文字无处不是创新。《赤壁赋》就是其中一例。苏轼在这篇文章里十分大胆地融入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按理说，儒道释三家的理论相互矛盾。儒家提倡入世，即使是在污浊横流的时期也要为天下苍生尽一份责任，道家讲究出世，世间清也好浊也罢，都与我无关。但是苏子在一篇《赤壁赋中》将三种思想做了有机整合。既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超凡脱俗，又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济世情怀，还有“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轮回思想。这三种思想不但没有打起来，而且做了完美的融合，造就了《赤壁》仙气缥缈而又落于实处，哀天下苍生而又解的脱，看得开的大气文风。体现出苏轼一种不偏不倚，不沉迷，不耽溺于任何一家的奇特现象。
这种奇妙的融合，与苏轼的包容有关。这种包容，既是天性，又是人生经历所致。我认为，儒道释三家对苏轼的影响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儒学阶段，这一阶段从苏轼开始接受正统儒学教育开始，到黄州流放结束，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包含了人的思想、性格定型期——5-11岁。这也是儒学思想贯穿苏轼整个一生，驱动他即使被贬也还不忘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动力。再有就是黄州流放后的岁月，这一段时间，既是道佛两家思想的出现期，也是成熟期。同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些重大事件对于人的思想是有改变作用的，乌台诗案无疑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被流放的苏轼深感理想无法实现，儒家思想便不够用了，道儒两家成了此时苏轼最大的慰藉。所以我们看到的《赤壁赋》基本上还是道儒两家占了主导。当然，也有人说是道家在文学创作形式上做主导，例如其中的“遗世独立”“羽化登仙”就是明显的道家语，而佛家则是在思想内容上占了主导，毕竟最后一段的论理部分基本上与佛家的“空”“轮回”“造物者”思想相符。但不管怎么样，这两家的思想总是有相融之处的，而儒家思想才是显得格格不入的那个。可是，这难道不是更加凸显出儒家思想仍是深层次的、潜意识的一条暗线吗？政治上的受挫始终是苏轼心中的块垒，其实“客”的悲就是苏轼的悲，而客的悲实际上在文中占了很大篇幅，并且是后面议论的引发者，或者说“导火索”。所以说，儒家思想在这段是时期是被苏轼暂时地，或者说被迫地放下了，但是它仍是在苏轼的内心深处潜伏着、躁动着。对于“不朽事业”的那种追求，苏轼内心也从来不曾真正放下过。又或者说：儒家思想对于苏轼的影响，是体现在他的社会性上的，也就是对世界的那一面，而道佛两家则是作为一种个人的修养在对苏轼起作用，这种影响对苏轼初到黄州是的惶惑起到了稳定与缓冲的作用。说到底，这对于形成苏轼多面体、丰富性的思想是有益的。
苏轼天性中的包容性使得三家思想得以融合，而三家思想的融合又使得苏轼更加包容。如此循环，人们分不清到底三家思想中哪一种做主导自然也就很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