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撞上幸福》一书中指出，“看来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比一般人更强壮、更聪明、更有条理、更讲道德、更有逻辑性、更风趣、更公正，也更健康，更不用说更具有魅力了。”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确实都自认为自己是诚实善良的好人，我们轻易不会欺骗他人，更不会占他人、组织或团队的便宜；同时我们对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等怀有戒心，认为他们一旦有机会肯定会欺骗我们，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真的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诚实，他人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不诚实吗？美国行为经济学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著作《不诚实的诚实真相》一书通过严谨科学的行为试验验证，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传统理性经济学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成本、收益这个简单理性模式影响，如果做一件事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去干，以满足我们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需求。比如欺骗或欺诈，当我们通过欺骗或欺诈能得到物质利益等实际好处，而被抓的可能性很小或即使被抓而惩罚后果极其轻微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实施该行为。但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实际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并非毫无道德底线的电信诈骗犯，面对若干能通过欺骗得利的机会时，我们并没有实施欺骗行为。
前几天我去彩票店买彩票，老板多找了我两块钱，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我应该揣着钱直接走人，这才符合我的最大利益，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前几年老同学曾借给我两万块，但没有要求我写借据，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我不给他还钱才符合我的最佳利益，反正他打官司也没证据，但我没这么无耻。前几年我曾丢过一次手机，捡到手机的一对情侣很快把手机还给了我，而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们应该把手机占为己有或转卖，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啊。
事实上，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我们比理性经济人假设更加复杂、更加非理性。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想自认为是诚实可敬的好人、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心理学称为自我动因或心理动因），另一方面我们又想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或实际好处（金钱动因或经济动因），我们在这两种动因中挣扎，寻求效用最大化。当我们通过某种行为既得到了物质利益又不损害我们诚信正直的自我道德形象时，此时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好人，这种观念或态度就被称为一个人的“道德弹性”或“经验系数”。
当一个人的道德弹性或经验系数越大时，他合理化自身不诚实行为的能力就会越强，从而更有可能做出自认为诚实实际上客观来看却是不诚实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的道德弹性或经验系数受到自我信号、意志耗竭、社会准则提示（或社会示范）、周围环境、利益冲突、社群氛围、甚至个人创造力及利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们的道德弹性会受到自我信号深刻影响
在这世界上，我们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人无疑是自己，而认识自己其实是有章可循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靠脑中的思想观念或情绪状态来认知自我，而是靠“自我信号”来认知和界定自我。自我信号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不管如何思考，我们对自我的认识都不是很清楚，我们普遍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更清楚，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不准（肯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相反的，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与我们看待并评判别人行为的方式是一样的，即从行为中认清自己并推断出自己的爱好。
比如我们经常给慈善机构捐款，我们就会自我评判为是善良、有利他心的好人；再比如我们内心嫉妒同事，以至于偷偷篡改他的工作报表以破坏其工作成果，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们压抑的嫉妒心，让我们爽了那么一小下，但我们因此会在内心评判自己为善妒的小人，并在下意识层面瞧不起自己。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干了一件有悖实事求是原则的事时，在内心无意识层面，也会评判自己为不诚实的人，并在“破窗效应”下破罐破摔，进而引发更大的不诚实行为。
在《不诚实的诚实真相》一书中，丹·艾瑞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穿戴假名牌服饰的人相比穿戴正品名牌服饰的人，更加可能做出不诚实行为，同时更滑稽的是，在他们眼里别人也更不可信。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例子，却充分证明了中国那句古话“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以为穿戴假名牌、偷偷从办公室拿些打印纸、签字笔等办公用品回家，在工作时间偷点懒、干点私活似乎是无伤大雅的行为，但当你真的这么做时，你也就自我放宽了自己的道德弹性，也就有可能引发你更大的不诚实行为。
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看，那些往食品中第一次非法添加化学品的食品生产商（比如“三鹿”）、那些第一次拿起电话实施电信诈骗的人们，那些收受第一笔贿赂的官员（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贪污了两亿多人民币的小官巨贪李德汉，第一次收受丁义珍行贿50万，从此一发不可收）等，正是由于第一次的不诚实行为，才破坏了内心的自我诚实形象，进而引发他们在食品生产、电信诈骗、为官执政等方面更大的不诚实行为，“破窗效应”一步步驱使人滑下深渊却毫不觉知。所以说还是中国那句古话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自我耗竭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不诚实行为的概率增加
一方面，起初一点点微小的不诚实行为，可能引发更大的不诚实行为；另一方面，意志力的自我耗竭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不诚实行为的概率增加。比如在精力充沛的一上午工作中，我们都要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来督促自己努力工作、进取向上；而午后可能由于人困马乏（意志力的耗竭），我们就会对自己放松警惕，允许自己趴在工位上偷点懒、看看微信朋友圈、玩玩手机游戏啥的，混到下午下班，一整天过完了，我们仍会认为自己是诚实勤奋工作的好员工。
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在一定时间段内会越用越疲乏，直至最终耗竭，适当休息之后才会有所恢复。而当我们缺乏足够意志力或面临巨大压力时，我们往往容易屈服于诱惑，为了满足及时享乐或攫取物质利益等私欲，进而做出各种不诚实、非理性的行为来。
面对利益冲突时，我们往往很难在获取自我利益、同时维护自我诚实形象和兼顾相关方利益之间进行取舍
最近国产热播电视剧《外科风云》中有个有趣情节，仁和医院院长扬帆利用与美国某抗癌医药公司的利益背景，把儿子送到美国留学，而儿子学成归来、并在该医药公司资助下，却要开展仁和医院频繁使用该公司抗癌药物的相关度调查。显然作为医院院长的扬帆，不会纵容儿子如此“胡闹”，他知道儿子的调查结果是对的，但利益冲突让他故意选择忽视了患者的利益（该医药公司的药品与其他竞争公司同等疗效的药品相比价格更昂贵），而站在维护自我利益和医药公司利益这边。
记得2008年时，我曾在一家初创的杂志社供职，可能因为工作出色，领导委任我为办公室主任，并让我负责起草杂志栏目稿费标准。很快我就发现这项工作引发的利益冲突其实在微妙地考验着我的良心——相比杂志其他栏目，我似乎有意无意地调高了自己所负责栏目的稿费标准，并且坚持在内心说服自己，我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我负责的栏目本来就比其他同事负责的栏目难得多，本该多拿点稿费才公平嘛。其实现在看来，彼时我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既想攫取物质利益（经济动因）又想粉饰自我诚实形象（心理动因）的“道德弹性”行为。
当我起草的稿费标准新鲜出炉并获上级批准后，我就更加确信这套标准的公平公正。直到我离开那家公司，我一直都是按照这套标准来堂而皇之给我和同事统计稿费的；并且我真诚地认为，我的做法体现了诚实公正原则。
除了医生与医药公司，靠给公司评级获取利益的评级机构，在某企业担任环保大使、同时持有该公司股票的大学教授，参与某影视剧投资的影评人等，可能都会面临利益冲突之外，生活中我们普通人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比如关于生二胎，父母的利益显然并非与他们的长子或长女的利益是百分百吻合的；再比如企业团队的上下级相处，上级的利益有时未必不是以牺牲或抹杀下级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最常见的夫妻关系，按说夫妻之间面临的利益分歧很小，但由于夫妻之间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对婚姻前景的看法不一等分歧，生活中可能也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利益冲突。当真的面临利益冲突时，我们如何兼顾自我利益并同时说服自己还是那个对婚姻爱情抱有忠诚信念的好人呢？
社会示范及环境氛围也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弹性
生活中，当你身边某个人出现不诚实行为并不被责罚时，此时也会微妙影响到我们的道德弹性，进而引发我们的不诚实行为。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社会准则提示”，也就是说他人不被责罚的不诚实行为，暗示或提示了我们所在社群中人们可接受的社会准则。毕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总是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什么行为是不合适的。比如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馄饨的那个小品，看到朱时茂拿走了馄饨店里的胡椒瓶（其实是他自己的），不明所以、大声吆喝却发现无人理会之后，陈佩斯也有样学样，顺手牵羊拿走了店里的馄饨碗。比如我们看到有人把街边绿化带摆放的美丽花卉搬回家而无人过问时，此时我们也会倾向于有样学样，毕竟我们是多么喜爱花卉的高雅之士啊，况且“偷花不算偷”！
而当做出不诚实行为的人属于我们认定的“自家人”时，强大的社会屈从压力会“强迫”我们更倾向于有样学样，以确保自己在组织中生存下去，这也就是不诚实病毒在组织、团队或社群中的扩散、传播的原因所在。比如团队中大部分人都偷懒、混日子，而若你一个人勤奋工作反而会被视为异类，此时你也就倾向于有样学样；比如美国某财务审计公司从上到下都把财务造假视为默许的潜规则，而组织中的某个个体员工要么屈从于这种不诚信病毒，要么遭解雇或主动请辞；再比如在某组织中当贪污腐败、走后门找关系等成风时，组织个体可能就很难不受其歪风影响。正如丹·艾瑞里所言，“其他人在我们定义自身行为（包括欺骗）的可接受范围时是多么关键。只要看到自己的社会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跨越了这个范围，我们就很可能会重新调节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别人的行为看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这个人恰巧是有权力的人，比如父母、老板、老师或其他我们尊重的人，那么我们将其看成榜样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比如最近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被原省委书记赵立春带坏的汉东省的贪腐政治生态，并因此孕育了一大批贪腐官员）
当然除了以上因素，《不诚实的诚实真相》一书作者丹·艾瑞里还发现，像创造力强的人，有着利他动机的人，也可能更加不诚实。因为创造力强的人相应的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更可能为自己的不诚实行为成功地找到自我辩护理由。而有着利他动机的人，也更可能为了他人或群体、团队利益而做出不诚实行为，但又能在内心自我赞誉自己的“侠盗”心态。这无疑也是创造力、利他等人们公认的正面价值理念的小小阴暗面。
我国自古就有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优良传统，同时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支撑我们全民追逐伟大中国梦实现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坚持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道德底线呢？
显然我们首先要清醒认识到自己并非自认为的那么诚实，他人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不诚实，真正影响我们每个人诚实行为的正是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弹性”——我们一方面想要维护自我诚实形象（心理动因），同时又想尽可能获取物质利益（经济动因）。这种内在冲突让我们陷入两难困境时，我们就会采取自我辩护、自我美化、自我推脱责任、破罐破摔、“有样学样”等各种合理化理由来为自己的不诚实行为辩解。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警惕自己内心的“道德弹性”，防微杜渐，不放松自我诚信要求。同时从社会层面来说，更加要大力倡导诚实信用美德，在社群、企业等选树诚信道德模范，大力营造诚信文化氛围，从而最大化杜绝不诚实病毒对社会道德的污染、以及对我们每个个体的感染和诱惑，努力筑牢诚实信用的做人、做事底线，从而持续助力我们伟大中国梦的辉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