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引用本沙哈尔教授《幸福的方法》

    “想要做”与“不得不做”

自我和谐目标的前提就是，目标是自己在自由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即使在最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有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奴役了——这不是来自任何政府的影响，而是被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声望、欲望、责任或是恐惧所胁迫。他们感到生活里充满了各种不得不做的事，而这些都不是自己想做的事。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通常不是缺乏意义，就是没有快乐，甚至两者皆无。而只有内心想做的事情是源于自我和谐的目标，才可以带来意义和幸福。

一个增强幸福感的方法，就是增加想要做的事并减少不得不做的事。无论是从人生或是日常生活的角度都应该如此。比如一个人学医是因为他觉得医学有意义（内在因素）还是因为医生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外在因素）？追求股票投资的成功，是因为它能带给我成就感（内在因素）还是因为它可以赚大钱（外在因素）？

以上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所做的很多事，其动机都包含着内在和外在两种因素。一个因为家庭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通常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的快乐；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么维护正义的同时他也会觉得非常幸福。内在还是外在的动机，通常会决定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是内在的（换句话说，就是自我和谐的），那便是想做的；如果动机来自于外在因素，就变成了不得不做的事了。

同样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想想你每天所做的事中，有哪些是自己想做的，哪些是不得不做的？而且有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想要教书，但从事了教学之后，我就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批阅考卷。我们的挑战，不是要完全删除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尽可能地减少它们，并以想要做的事情取而代之。不得不做的事情和想要做的事情的比例可以决定你的幸福感，它们甚至可以决定你早上起床和夜间入睡前的心态：在清晨，是满怀希望地起床，还是沮丧地想今天还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入睡前，是感到充实和有成就感，还是长舒一口气说“哦，今天终于结束了”？

问问自己想做什么，什么能带给自己快乐和意义。这还不够，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自己。当年毕业时，哲学系教授奥哈德·卡米给了我一些建议：“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在这些首先做的事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把那些你最想做的事付诸行动。”奥哈德的话让我想到了四个圆，在最里面的那个圆代表我最幸福的选择。

最外层的圆圈所包含的是我能做的，最里面的圆圈所包含的是我最深切的渴求和欲望。追求最想做的，它使我感到真实——真正成为我们自传的“作者”。我们可能未必总能实现我们最深切的期望，因为通常都会有不可控的因素存在，但诚实的态度和来自内心的答案，确实可以把我们带上正确的道路。须知一点，话语是可以创造世界的。（引用结束）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人们为了生存就没有挑选的余地，会干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我喜欢历史学，在大学也是学的历史，但是在分配工作时偏偏分的是统计工作，我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这个工作，很不想做这个工作，如果不做，就没有饭吃，我不得不做。每天工作让我很烦，根本感觉不到生活和工作的乐趣。我也曾费了不少精力想办法调换工作，但调动工作的事情对老百姓来讲哪有那么简单。上班对我来讲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这么一句话让我开窍了——“如果你实在改变不了环境，那就试着改变你的内心”。其实就是“境随心转”。怎么样才能做到境随心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我的内心改变了。内心改变以后，业务技能也突飞猛进，干工作也能游刃有余，还考取了高级统计师技术职称。最大一点转变是以前总觉得领导分给我的工作太多太多，又多又复杂，使我感觉杂乱无章，而现在干着同样多的工作我感觉工作很少且很简单，总是觉得我干的太少了，很对不起单位发给我的工资（以前我总是觉得单位给我发的工资太少，亏着我了），我还会主动趁没人发现的时候偷偷清扫厕所。这就是“想要做”和“不得不做”的区别。说得简单一点，“想要做”是主动的，“不得不做”是被动的。人如果永远活在被动状态对自己身心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很不利，这一点原来我一无所知。现在每天工作的大多数时间里，我总会能感觉到淡淡的喜悦。我非常感恩我的国家、我的单位给我提供了这份职业，我非常感恩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们，我非常感恩生活中的每个遇见，即便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我也会觉得这是生活对我的历练，我应当感激这种历练。我发现我现在不但工作愉快，生活也愉快了。我生活变得愉快的原因就是在我遇到无法改变的境遇时，就会及时修正自己的内心，使环境能够随着我的心转。改变内心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能够驾驭自己的内心，所有的事情自然而然会变成自己想做的事，不得不做的事情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