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不断追求理性是不是也是一种感性呢？
首先什么叫「理性」呢？理性这个词在英文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reason」，是“理由”的理、“为什么”的理、也是“原理”的理、“天理”的理。这种理性的意思是说世界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比如有物理定律。你掌握这些规律，按照规律去做事，才能做好。这种理性就是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
还有一种理性是「rational」，是“理智”的理、“合理”的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理，也是马克思·韦伯说的那个「工具理性」的理性。我们说理性为感性服务，说的是这种理性。
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在服从自己需求的前提下，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比如一个贪官，他很贪钱，但是他知道见谁都直接要钱是不行的，必须做得非常隐秘才好。他非常小心地、甚至可以说相当高明地收取贿赂。那么你完全可以说这个官员很理性——而你知道，他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是在为自己贪钱的欲念服务。
再比如你很喜欢吃蛋糕，看见桌子上有个蛋糕拿起来就吃了，这件事做得显然比较感性。理性会怎么做呢？你应该先问问自己，我到底是更喜欢吃这个蛋糕呢，还是更喜欢保持一个好身材呢？我是更喜欢现在就吃蛋糕呢，还是更喜欢尽量少吃蛋糕、但是能多活很多年、以至于总体上吃到更多蛋糕呢？
请注意，这其中每个选项都是感性的，都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你把这一切选项的价值都计算清楚，然后选择一个真正最想要的选项，这就是理性。这也是工具理性，是为情感服务的理性。
泰森说的理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让你服从自己的愿望，是让你意识到你的一个个愿望之间是有矛盾的，让你想清楚到底要服从哪个愿望。而要想清楚，要合理评估各个选项的愿望价值，你就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数字计算。这里理性仍然是为情感服务，但是情感参考了理性的建议。
那你说有没有一种理性，不是为情感服务的呢？
启蒙运动认为，「reason」这个理，就不是为情感服务的，而且我们还应该为它服务。这种理是真理的理、物理的理，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服不行。再进一步，人们把自然界的物理定律那个理，给推广到了人间的事物。比如为什么法律也像物理定律一样叫 law 呢？因为大家认为法律应该是人间的定律。再进一步，很多人认为道德，也应该像法律和物理定律一样，客观存在、高于人的情感。
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服从上帝意志」「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我选择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爱*做这件事，而是因为我*应该*做这件事。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请注意，大约从哲学家尼采开始，这种所谓指导人间事物的、客观的「理」，就已经被解构了。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上帝呢？如果你心目中的那套道德法则只不过是特定文化风俗的产物呢？道德法则也好、法律也好，可能根本就不是客观的。
比如说，为什么杀死一头猪没事儿，伤害一个人就不行？这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人比猪高贵——而这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感性认识！猪就不同意你这个认识。那你所说的法律也好、道德法则也好，不也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吗？
所以现在哲学家的认识是你不能完全从纯理性出发，推导出一套我们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动指南。你的出发点、你的价值观，总要有一个不客观、不理性、充满感性的成分。黑猩猩和人类有98%的共享基因，那为什么人有的各项权利，黑猩猩就不能有？这里没有客观原因。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不可能单纯依靠理性运行。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世间万物*是*什么样的，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你总要先有点感性，比如说先*想要*活着，并且*想要*活好，才能合理安排接下来的活法。
但这并不等于说泰森的理性国不应该存在。理性国的意思不是单纯用理性管理国家，而是说你要有最起码的工具理性：你想健身可以，你爱吃素也可以 —— 但你要说只有吃素才能健身，并且要求制定政策鼓励吃素，那你得拿出科学证据来。
知识点二：台湾地区的经济是如何发达的？
一个经济体从贫穷到发达，大约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马尔萨斯阶段」，增长由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驱动。
第二阶段叫「索洛阶段」，也可以叫中等收入阶段，增长由投资驱动。
第三阶段，也就是通往发达经济体之路，增长是由创新驱动的。
台湾大学的陈添枝教授2022年出了本书，叫《越过中度所得陷阱的台湾经济1990～2020》，讲述了台湾地区经济过去三十年的故事。
2021年，台湾地区人均GDP超过了三万美元，算是迈进了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台湾是个小岛，它因为政治原因没有跟大陆经济深度融合，它也没有像香港那样给大陆提供金融服务，它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市场，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国际化大品牌。那台湾经济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呢？
答案是台湾地区选择了一条特别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发展路线。但是这个路线特别值得思考。不管你是搞宏观经济学的，还是办工厂的、开店的、搞服务业的，你是大企业家还是小商人，乃至于任何一个考虑自我发展的人，都应该学学这一招。
这是一个关于「定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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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有句话叫「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你就很难再思考其他任何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奇迹。
经济波动是正常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的、决定性的、上台阶式的增长，是不正常的。增长的意思是今年比去年好——为此你必须做一些跟去年不一样的事情，你得超越去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增长了四十多年，以至于我们已经把增长视为正常。其实放眼全世界，能一直保持增长、并且从不发达变成发达的经济体，寥寥无几。
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几个门槛。一种增长方式只能让你走这么远。到达一个门槛，就必须换一种增长方式才行。到了门槛没迈过去，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陈添枝说的「中度所得陷阱」——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陷入停滞。
一个经济体从贫穷到发达，大约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马尔萨斯阶段」，也可以叫简单工业化阶段，增长由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驱动。这个阶段的增长方式就是让农民进城当工人，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每个农民变成工人，他创造的价值都会立即增加很多，所以经济必然增长。只要一直有农民源源不断地变成工人，工资就可以压得很低，工厂就有竞争力，特别适合搞外贸加工。
但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有“用完”的一天。终有一日，再也没有“新工人”可招，工厂只能用提高工资的办法吸引工人，「人口红利」消失，以前那个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力就没有了，第一阶段就迎来了门槛。这个时刻叫做「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用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Sir William Arthur Lewis）命名。
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发生在1960年，韩国是在1970年代初。台湾地区也在1970年代初。蔡昉认为中国大陆的刘易斯拐点发生在2004年。这些经济体从此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叫「索洛阶段」，也可以叫中等收入阶段，增长由投资驱动。你必须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升级工厂，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才能负担比较高的工资。支柱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变成了资本密集型，而这很需要钱。
亚洲经济体进入这个阶段没有太大压力，因为我们很喜欢储蓄，银行有很多钱，政府拿来就可以投资。但是像拉美、非洲国家，因为没有投资可用，根本就到不了这个阶段，只能搞搞旅游业、卖卖资源，工业等于被锁死了。
但这个阶段的增长也有尽头。这是因为投资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索洛模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钱很容易改变穷人的命运，但是不能把中等生变成优等生。伟大公司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初期你还可以用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长，后来那些投资都变成债务。
台湾地区从1970年到1990年处在这个阶段。后期其实很难过，钱投进去没有用，经济就是不涨。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要想突破这个门槛，就必须再次转变增长方式。
第三阶段，也就是通往发达经济体之路，增长是由创新驱动的。你必须拿出人无我有、全世界都需要、都喜欢的产品来，有自己的护城河和技术壁垒，以至于不必再用低价去吸引客户，不必再搞那种「内卷」式的恶性竞争，踏踏实实舒舒服服赚钱，才叫发达。
这是一个绝难达到的阶段。你需要高级人才，你需要自由宽松的文化，你需要保护创新、特别是鼓励颠覆式创新的一系列制度，你需要能取信于全世界的开放水平，还得结合天时地利，赶上地缘政治环境友好才行。
那台湾地区是怎么发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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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体量小，搞搞金融和服务就能发达起来。中国现在最应该学习韩国，因为韩国虽然不大，却能搞三星这样的大企业，有独门技术，能把产品和文化输出到全世界。这种发达方式会直接跟西方国家竞争，因为你不可避免要抢人家的地盘，这样的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借鉴。可惜现在似乎没有一本专门讲韩国经验的好书。
而陈添枝这本书最关键的思想，就是台湾地区走的是一条非常特殊的发达之路。既搞成了自己的制造业创新，又避免了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台湾地区的选择是跟人合作。
陈添枝把这个路线叫做「联盟资本主义」。
这条路是历史积累和时代机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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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前，台湾地区经济主要靠给跨国公司做代工，也就是纯按照人家的要求制造，没有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代工厂这种商业模式有两个重大缺点。一个是利润低，用当地人的话说叫「茅山道士（毛三到四）」，也就是只有3%到4%的毛利率；一个是体量小，每个订单都不大。这你就很难搞工业升级，因为你积累不到资本也没有规模优势。
当时宏碁电脑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就看出来代工是没有前途的业务。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微笑曲线」，意思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
产品利润的大头都分布在代表研发和知识产权的前端和代表品牌营销和服务的后端，中间这个制造环节是最不能挣钱的。
事实一开始也是如此，代工厂的可替代性太高了。大陆改革开放，台商就把代工厂开到了工资更低的大陆；大陆工资涨起来，代工厂就只能去东南亚，不走你就没有竞争力。
这种代工文化让台湾公司养成了一种工程师主导的思维，很善于搞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之类的小革新，但是对品牌和市场缺乏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地区迎来了一个历史机遇。陈添枝没怎么谈这个机遇，这是包括中国大陆和韩国在内，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过去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这个机遇就是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说的「全球化第三阶段」。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各国自己生产自己的产品，互相买卖；第二阶段是发达国家把一些零部件放在国外生产，然后拿回来在本国组装；第三阶段则是干脆把整个生产过程都外包出去。
换句话说就是发达国家也看明白了那个微笑曲线。生产不是不赚钱吗？那我不做了。就如同现在苹果公司那样：我只做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所有生产都在国外进行。发达国家在一些领域放弃了生产。
而台湾地区有最好的工程师和素质最高的工人，所以台湾公司可以接手生产。注意这种生产不是以前那种简单代工了，这回是把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也给了你。
全球化第三阶段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因为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跨境交流方便了，让把生产全面外包变得可行了。而这个时间点，正好也是台湾地区经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
台湾地区发达的秘密就在于，生产环节，也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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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业，已经不是给你机器给你图纸就能把东西生产出来的时代了。首先产品设计就必须在工厂完成，得一边摸索、一边实验、一边完善。然后完成设计是一回事，怎么把一个产品大批量、高效率、自动化地生产出来，还必须保证足够好的良品率，是另一门学问。生产环节有各种或大或小的创新，有你只有在现场才能琢磨出来的知识。而美国主动放弃了这些知识。
这正是《芯片战争》中台积电的领域。台积电把芯片制造这一块包揽下来，才给了全世界芯片公司专注于设计的机会。富士康把iPhone的生产包揽下来，才给了苹果专注于设计和品牌销售的可能。而作为代价，苹果必须跟台积电和富士康合作，一起投资，一起研发，一起升级技术。
陈添枝讲了好几个例子。苹果2007年推出的第一代iPhone，最为惊艳也是最独特的一项功能就是多点触控屏幕。当时世界上并没有这种屏幕，苹果自己不可能生产这种屏幕。结果苹果是从2004年开始就跟台湾宸鸿科技公司共同研发这个屏幕，搞了三年才成功。宸鸿本来只是个小供应商，没有资金更没有特别厉害的技术，它如果自己搞这些会非常冒险，但是跟苹果合作就没问题。
再比如特斯拉电动汽车。马斯克要造车，但是当时并没有现成的电动车发动机，一切都得从头设计。传统车厂不跟特斯拉合作，最后特斯拉找到了台湾地区的富田电机公司。两家从2005年开始联手，一边研发一边测试，搞了两年终于达到设计要求。富田从此成了特斯拉的主要供应商。
像宸鸿和富田这样的公司在台湾地区有很多。它们没有自己的流行品牌，名气不响，但是它们掌握着大品牌的关键制造技术，它们是隐形的冠军。它们早已不是模仿抄袭，现在都在搞世界水平的创新。它们被跨国品牌所依赖。
有创新就有门槛，有门槛就有利润。台积电九十年代的毛利率就高达40%，2022年甚至达到了60%……微笑曲线被改写了。
这些身处制造环节的公司都采用跟台积电差不多的政策，跟大品牌合作而不是竞争，所以这叫「联盟资本主义」。不过现在它们有了规模有了资金，也开始尝试搞自己的品牌，但都是一些定位独特的新品牌，仍然不跟大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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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台湾地区经济故事的全部，也不是一条一劳永逸之路。台湾地区现在只有硬件拿得出手，在互联网应用、内容生产方面远远不如大陆，对外几乎没有文化输出。而且没有大品牌这个事实，正在让台湾企业家寝食难安。
这不是一条终极发达之路，但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路。它阻力小，助力大，与人为善，不搞冲突，在跨国公司的丛林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法。
大陆不可能整体学习这条路，大陆必须搞三星那样的大公司，必须坚决力推自己的品牌，必须勇敢地跟跨国公司竞争。但是大陆的某些地区可以学台湾地区这个经验，寻找自己的定位。
你们拼命硬干是创新，我埋头苦干也是创新——你们还得依赖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