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吉他,是一九九五年秋天进我们家的。
先进来的是箱子。我哥那天下午回来,肩膀上扛着个黄不黄绿不绿的长条箱子,往自己屋里一放,我才知道里头是吉他。他说是二手的,姓胡的同学走之前让给他的,人家去广州了,带不动。
"多少钱?"
"没花钱。"他把箱子掀开,"他让我替他拿着,等他回来取。"
吉他抱出来,是那种最便宜的民谣琴,面板上有一道磕痕,弦是新换的,亮亮的。我哥在地上盘腿坐下,右手一扫。
那一下我记到现在。跟录音机里的动静不一样,录音机是往外放,吉他是往屋里填。嗡的一声,从地板缝里往四外走,走得满屋子都是,连炕柜上的蓝本子都好像动了一下。
我妈在外屋地剁馅,停了一下,探头进来看看,又缩回去了。
那天晚饭,我哥从头到尾没说话。吃完他进屋,关上门,弹了一宿。他弹得不熟,左手按弦按得手疼,隔一会儿就甩甩手。我隔着墙听他弹,一个调子翻来覆去走了几十遍,走走停停,停下的时候特别长,长得我以为他不弹了,结果又响起来。
我把枕头捂在耳朵上,忽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这把琴。他要的是他心里那个响。
我哥那年二十,从技校毕业一年了。
一年里头,他没进厂。厂里那年没有指标。他说行,那我等等。等到冬天他说,爸,我去街上看看有没有活儿。他去了跟人卸过煤,在三角地那边卸三轮车上的煤,一车两块钱,卸了半个月;给人看过一个月的摊,卖袜子的,晚上守摊,一宿五块钱;年根上还去过一次劳务市场,回来也不说。
卸煤那半个月,他每晚回来,先在外屋地拍打衣服,拍出一地黑灰,再进屋吃饭。我妈不问他挣了多少,只在他洗完手之后,往他碗里多搛一筷子菜。有一回他吃得快,我妈拦了一下,说慢慢吃,你累了一天。我哥说,妈,卸煤的时候不累,回来坐着才累。
后来他身上的烟味我闻出来了。
那味儿从他手上过来,从袖口上过来,跟他回来后也不洗的那件军绿色棉袄上过来。那是一九九五年的冬天,他经常在楼下头站着,站在雪地里,手插兜,就那么站着,看院墙上别家窗户透出来的黄光。我妈从窗户缝里看他,叫我爸看,我爸看了一眼,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没说话。
那种站法,我当时不懂。后来懂了,那不是闲人的站法,那是等着被叫走的站法。那年冬天,院里一直没人叫他。
我们家那年的钱不够,都省着。有一阵子家里没买烟,我爸那个烟袋锅子就空着。我哥的那包烟,是散着买的,两根三根的,从老佟家小卖部买,从账上走。我妈的帐上有一栏,写着"向东",那栏里头从九五年冬到九六年春,零零碎碎,加起来十七块八。她从来没当面问过我哥。
九六年三月里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进屋就看见那个长条箱子摊在地上,吉他不在了。
我哥蹲在地上,正拿块布擦那箱子。我说哥,琴呢?
他没抬头,说,卖了。
"卖了?好好的你卖它干啥?"
他把那块布叠起来,叠得方方正正,说:"卖了两百二。胡三回来取琴,我没脸。我又买了个二手的,一百八,声儿比这个好。"
我不大信。后来才知道,胡三那年从广州回来一趟,待了三四天,就是他从广州带回来的信儿,那些信里夹的照片上的事儿。
那天晚上我哥跟我说了很多话,比过去一年加起来都多。
他说广州那边的招工,不用厂里的指标,你到那儿就行,人家看你手。他钳工的中级证,到那边能当个技术员,不用去流水线上站着。他说他们那边有个厂,招钳工的,一个月八百,包住,管两顿饭。他说他给家里算过账:家里那笔一千的欠账,他要是一年干下来,能抵回来一半。他说他不想一辈子等指标。
"那你不等指标了?"
"指标还给你呢。"他笑了一下,那是他头一回在我面前自嘲,"你不是学习挺好嘛。你要考得起,考出去。"
我说我考哪儿去,咱们家这一摊子。
他不说了,低头拨弄琴弦。他这回弹的是个新的曲子,慢的,我没听过。弹了两遍,他忽然停住,问我:
"冬冬,你说爸心里,是不是一直有个疙瘩。"
我说啥疙瘩。
"我。"他说,"他不说,可他心里有个疙瘩。我技校毕业那会儿他想让我进厂,现在一年了,我连个正经营生都没有。他没骂我一句,比骂我难受。"
我不知道说什么。那年我十四岁,头一回听见我哥说这么正经的话。我想了半天,说了一句:"哥,你去做啥我都觉得你对。"
他愣了愣,然后笑了,说:"你懂个屁。"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声音低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在家待这一年,一天都没踏实过。咱院人人都在上班,我一个二十的人在院里走,人家问向东干啥呢。我说歇着呢。说一回两回行,说一年,我就懒得下楼了。这事儿你别跟妈说。"
我说我知道。
那晚上他又弹了会儿琴。左手按弦的指头早起了茧子,他弹得不比一年前好多少,可那股子往屋里填的动静,比一年前沉了。
那年冬天,家里最难的一件东西,是爸的手表。
我爸有一块手表,上海牌,全钢的,是他的宝贝。那表是一九八七年大比武得的奖,除了奖状以外唯一的实物,评上第一名的,厂里给发块表。这表他戴了九年,一年四季不离手,洗脸都摘下来搁在眼跟前。厂里人都知道,老林这块表,"走得比厂里的钟准"。
一月里我妈摸底。开春要置东西,我哥跟着一帮人上劳务市场跑得远,得有个数;我升初中课本费也不是小数。我妈跟我爸提,说是把那块表当掉,先押点钱出来。
我爸那晚上没吃饭。
他坐在炕沿上,把那块表从腕子上摘下来,拿在手上转着看,转了很久。屋里没人说话,炉子上水壶咕嘟咕嘟响,响得人心里烦。后来他把表放回腕子上,扣好,一句话没说,出门去了。
回来的时候,他带回来一包烟,放在我哥跟前。
"抽吧。"
我哥抬头看他,没动。
"少抽点。"我爸说,"我十七那年就抽了。"
我哥把手从兜里抽出来,看着那包烟,看着看着,眼睛红了。他没拿。我爸把烟搁在炕桌上,去外屋地洗脸去了。那年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外屋地的水冰凉,我听见他洗脸的时候,一盆水响了好半天。
那块表后来没当。我爸开春在厂里找了些活儿,不是他车床上的活儿,是给厂里修库房的门、通暖气片上的水垢、补几台推车的轮子。他干了两个月,账开出来,给了现钱,一百七十多。
我妈说,那钱来得不容易,别乱花。
我爸说,本来就是干活的,有什么容易不容易的。
他这话说得一点也不沉重,说得跟"这就是干活"一样。
我哥是九六年四月走的。
走之前那一阵子,家里没人提这件事,提了就像把他推出门。我妈给他收拾东西,收拾了三个晚上。她在他的大包里塞了两件羊毛衫、一条新做的棉裤、两双棉鞋垫、十几颗我妈腌的咸鸡蛋,用塑料布包了三层。她说南边潮,衣服得防潮。她把咸鸡蛋塞在棉袄的袖子中间,说这样路上不会碎。
我爸那三晚上,每天下班回来,都进了我哥的屋,在他屋里坐一会儿。两个人说不了几句话。有一晚我趴在门缝上看,我爸坐在床上,我哥坐在地上弹琴,两个人都没说话,屋里就是琴声。那琴声弹的什么调子,我听不懂,就觉得很慢,慢得有点儿憋。
我爸出来的时候,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外屋地,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然后他站在那站了一会儿,回身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四月三号那天早晨,我哥走了。
那天的雪下得不大,是那种软乎乎的雪,落地就化。我哥背着那个半新的大包,站在院门口。我爸骑自行车去上班,路过他身边,停下来。我哥站着。两个人一块儿停了几秒。
"到了给个信儿。"我爸说。
"嗯。"
"别舍不得吃。"
"嗯。"
"钱不够就住回来。你妈那儿我担着。"
"嗯。"
我爸一蹬腿就走了,连头都没回。他那天骑出去好远,我看见他路过副食店的时候,把车子推了一段,就那么一小段。
后来我想,我爸那三句话,本来还有第四句。他这人嘴上省,一句话在嘴里能存半年。那第四句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他自己也没想好。反正他那天没说,后来也没说。他这辈子再没跟我哥说过第二遍这三个"嗯"以后该说的话。
我妈送他到门口。我哥说,妈我走了。我妈说,等等。她快步回屋,一会又跑出来,手里拿的是那瓶醋,我家的醋是那年冬天她自己用高粱酿的,我哥最喜欢。我妈把那瓶醋塞进他包里,说:带着。南边买不到这个味儿。
我哥眼圈红了,说妈你别哭。我妈说她哭什么,谁哭,她得回去炖豆子,那天泡好的黄豆搁在案板上,不炖上就酸了。她就往回走了,边走路边抹了一把脸。
我哥往公交站去,我跟着他走了一段。走到三角地,他停下来,把他手里拎着的东西换了一下,我这才看见,他拎的那东西是琴,就是他新买的那个。
三角地是工厂区外头的一片三角地带,南来北往的零工都在这儿站活儿。那天早上人不少,不少人背着包,也有抱着行李卷的,蹲在马路牙子上等。有一个穿蓝棉袄的女人在墙根下数一沓皱巴巴的钱,数得很慢。我哥跟一个背着大编织袋的男人对了一下眼,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把眼睛挪开。
"哥,你还是带琴了。"
"带着呗,不沉。"他把琴换到左手上,"冬冬。"
"啊。"
他看了看我,说:"哥上一回走,火车上就想,家里那几封信写得不好,我妈看了肯定要哭。"他说,"这回我不写了。"
我说你写信怎么了,你写呀。
他说,"给妈,你替我写。"
我急了一下:"我写啥?我说你到哪儿了、吃了啥、住的咋样?我也不会写。"
"写你能写的。"他说,"写我挺好的。"
"你要是不好呢?"
"不好你也写我挺好的。"他顿了顿,"我妈眼神不好,你别写长的,她看着累。"
他从兜里掏出个东西,塞我手里,是他那个中级工证的红本,塑封的,角上磨白了。
"这玩意我留着占地方。"他说,"你替我收着,你要考出去,拿这个当个凭证,跟人家说,咱家有过钳工。"
我说哥你胡说。他把手插回兜里,转身走了,往车站那头走。他背对着我,走了大概二十来步,转过身来,冲我抬了一下手。
那天风有点大,雪化了以后地上湿的,他走了之后,我在三角地站了一会儿,手里攥着那个红本,凉的。
后来我回家,把那个红本放进了放账本的抽屉里。抽屉里还有一样东西,是我妈的帐本里掉出来的,一张白条,一百块。那是家里存的白条中最厚的一张,纸都软了,边上起了毛。
我把红本跟它搁在一块儿,推上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