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无可救药地会瞧不起他人的生物。人往往会从歧视他人的态度中获得一种自我意识的满足感。足以支撑一个人去瞧不起另一个人所凭据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呢？是更为强壮的体魄与繁殖力、犹如动物界所常见的那样？还是拥有一个较之别人更为运转神速、像电脑般好使的头脑？都不是，足以让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人的是所谓“位格”。拥有“位格”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人是一种通过“位格”来“是”自己的生物。

所谓“位格”，就像是一件由文化符号所“织”成的“衣服”。人一旦穿上这件“衣服”，就拥有了某种朝向外部世界的身份、就仿佛“是”什么了。“位格”是一种给予人以社会属性并由此产生某种内在认同的神秘东西。“位格”通过等级秩序来体现自己。人不会为杀死动物而带着负罪感，因为在人看来，动物没有“位格”。人之所以对社会地位高的人（无论其人之人品如何）会不由自主的生起敬畏之感，乃是由于在人的无意识结构中，这种人是高等级“位格”的代言人。

关于人之“位格”问题，一部由黑泽明执导的影片《影子武士》揭示得最为淋漓尽致———一个罪犯由于长得酷似将军，于是被选来做死去的将军的替身。这罪犯一旦穿上了将军的衣服、坐在了将军的位置上，一举一动，莫不酷似将军。由于将军的战略意图被遵守，这假冒的将军临阵指挥战役也能旗开得胜。但后来将军家不再需要这假冒者，由将军的不肖的儿子继任将军的位置。于是乎，整个军队也似乎失了魂似的、不再打胜仗了。影片似乎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位格”这件“衣服”有时候不仅仅只像是一件“衣服”，它更像是一个拥自己有生命的“人格”，人一旦“穿戴”它，则整个人也会在一切方面发生神奇的变化。它甚至能让一个罪犯转眼间变得真像是一个将军。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太多类似的事例。比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或工人、或农民、或小市民）一旦当了官或发了财，则其言谈举止、对人的态度以及整个的价值观总会发生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像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仿佛另有一个人格“入侵”了他们，而他们将不由自主地自居于那个外来的人格。毫无疑问，当官与发财给了他们一个“位格”，而这个“位格”有着自己的“生命”，人一旦“穿戴”上这个“位格”，则人就像被偷走了原来的魂魄而换上一副新的魂魄般、再也做不回本来的那个自己了。正如我们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样，大多当了官或发了财的人总会多多少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那些被排除在官场或财神爷的领地之外的人们表现出一种轻蔑与歧视。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一表现是非理性的、于己有害的，他们也禁不住会享受这一表现，因为他们会从中获得一种自己“是”什么的感觉。

不过，“位格”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很多种，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则其为人提供的身份及价值系统也就越多样化。假如，在一个自足的社会体系中，当官与发财所赋予人的“位格”是唯一可以给予人以绝对优越感的价值尺度的话，那么，官员与财主就是这世界的圣贤。不过纵观人类文明———这令人感到无比的奇怪———被人类文明普遍奉为“圣贤”那种“位格”及其价值观与乎让官员与财主自鸣得意的那种“位格”和价值观恰恰构成适相反对的两个极端。中国古代许多关于圣贤的故事戏剧性地揭示着这两种“位格”及其价值观的冲突。一则关于孔子的两个弟子相互叫板的故事描述道：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引自《庄子》）

在这个故事里，子贡引以为得意的是在表象世界中的有钱有势、身居社会上层、掌握着话语权。因而自以为足以瞧不起原宪这个穷光蛋，而原宪引以为得意的却是一种无形的道德价值，在这个道德价值看来，前者恰恰应该被瞧不起。好在子贡能够理解原宪的立场，故“逡巡而有愧色”。

当然，这个“贫穷的原宪瞧不起富有的子贡”的故事中透露出的内在道德价值高于外在的世俗价值的理念较之《圣经 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故事来，简直可谓小巫见大巫。照我们日常所普遍信奉的价值尺度看来，耶稣是一个最应该被瞧不起的人，他不过是一个被一帮子穷人认为是“弥赛亚”的木匠、并不有钱有势、宣扬一种和当时社会主流价值对着干的思想、且年纪轻轻死于非命。作为一个在世俗意义上绝对失败的耶稣被西方文明捧上至高无上的“神”的位置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暂时抛开宗教教义的那一套说法，开放地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则我们会对何为“位格”的问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关于耶稣的神圣故事其实要解决的是一个“位格”的终极来源问题。

任何高级的文明必触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是一种必然通过“位格”来“是”自己的生物，则“位格”来自哪里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和玄虚。一个骄傲的有钱人瞧不起人是因为他有钱（其本质就是拥有较他人更多的力量）但谁让他有钱呢？是运气。不过人们观察到：三穷三富不到老，青睐富人的那种被认为是“运气”的东西并不持久地青睐一个人，“运气”不是一个终究可靠、可控的东西。一个骄傲的官僚瞧不起人是因为他有地位，可地位是谁给的呢？是政权。可人们也观察到：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政权可以颁发给人一个“位格”，也可以立即夺走、收回其颁发给人的“位格”。这使得人们不禁想起了孟子那句话：“赵孟贵之者，赵孟能贱之”。于是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到财运或政权那里去领取到一个更坚固的“位格”的人不能不为自己的“位格”问题寻求一个更靠得住的来源。自然而然，人们想到了“天”（或曰“上帝”）。人们意识到：当一个人秉有来自上帝所赋予的“位格”时，这“位格”是拿不走的。上帝所赋予的“位格”，也就是《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

那么，一个人怎么能证明自己拥有来自上帝所赋予的“位格”呢？很简单，人们认为上帝的“位格”在地上的体现就是“率性之谓道”，而人拥有这个“位格”的表现就是“修道之谓教”。换言之：拥有来自上帝的“位格”的人，就是“修己以俟天”的人。这样的人会从内心深处获得一种深沉的满足，他们不需要仰仗权势与富足来“是”自己，他们所仰仗的，乃是“天”所“命”的内在的道德意识。他们不需要到政权和运气那里去讨要自己的“存在”，他们通过自己的精神与道德的“上达”来安顿自己的存在。他们不需要朝向世俗、通过歧视不如自己的人来“是”自己，他们只朝向“天”，让“天”来“是”自己。

相较儒家的天命意识，耶稣教导的“福音”的核心，也在于让人从世俗的“义”转向神国的“义”，让属天的绝对的“义”之临在，映射出世俗价值那绝对的“不义”。而耶稣的“登山宝训”，则为那些在世俗世界看来贫穷而无价值、非存在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属天的“位格”，因而在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里获得了来自终极维度的意义支撑。

由于高级文明层次中的人类拥有了关于“位格”问题的另一个向度。那些在世俗价值尺度看来失败的、没有力量的、可歧视的人们不再活得没有价值，相反，他们拥有一个更为优越的价值尺度。因为“天”给了他们一个“位格”，而这个“位格”是他人拿不走的。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天爵”。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构建一个属天的“位格”的问题上，儒家与基督教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

可悲的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价值尺度日益单维化、平面化。资本的逻辑驱逐、置换了一切其他的逻辑，现代人的“位格”，逐步沦落、窄化成了朝向资本的“位格”，因而人的价值，通通要放在资本的天枰上来加以衡量。“天爵”所给予人的存在感不再被现代心灵所感知。现代人只生活在两个价值向度之中———或到资本的面前去“受封”而成为有钱有势的阶级并占有资源并大规模地制造着自身的敌视者，或被排除在资本所给予的“位格”之外而沦为服务于资本机器的无关紧要之生物材料并满怀仇恨地期待着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指的不是有一个客观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活着的意义不再由上帝来提供，人将生活在一个“自义”的维度里。而“自义”的人类势必意味着一部分人占有绝对的价值而另一部分人则将沦落于绝对的无价值。二十世纪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种族仇杀与阶级清算。人类之间的仇恨为什么强烈到如此地步？因为没有了从天而降的“位格”为人类的存在提供意义的支撑，只生活于物质维度的人就只能从绝对的相互蔑视与仇恨中寻求意义的支撑了。20世纪的种族、阶级仇恨的根源在于“位格”的单一化和物质化。21世纪的今天，人的“位格”的单一化和物质化总的来说仍在延续。在今天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身上，我们仍然会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基于权势与物质占有基础上的优越感，而绝大多数物质占有的落败者们，也日益陷入到无价值的深渊且满怀仇恨。20世纪著名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人物的脸庞大多呈现出一种扭曲的、被抹去的、痛苦情状。培根笔下人物，就是20世纪被剥夺了属天的“位格”的人类情状的生动写照！

今天的人类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或者重建属天的“位格”以重建自身最深刻的尊严与和平，或者延续20世纪那最大规模的相互仇恨与清算。二者必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