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候，总会想起曾经看过的《第二起跑线》。大周六下午的，守着电视节目一个个过去，直至天黑才知道，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它就停播了。在我的印象里，起跑线就是黑色渣土跑道上用白色石灰画出来的一条线，一百米的和八百米的不一样，八百米的和三千米的又不一样，到底哪条是第二起跑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我见过起跑线九次，每年秋天，从未缺席。这九年，起跑线总共在跑道上出现了二十七天，我却从未站在它的面前，尝试下蹲，听见发令枪响，然后狂奔。于我而言，生活里从来没有什么起跑线，不过是仪式化地某种时间节点，就像过年，告诉我时间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外表，就像这条黑色的渣土跑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靠自己去定义。当我在跑道上狂奔的时候，对手从来只有时间和自己。
我出生在一个因巨大的厂矿企业而存在的小镇上。在那里，不论你在哪个房顶，向西望去，总是延绵的工厂、高炉、烟囱、铁轨和农田。在我上学之前，几乎镇上的每一户家庭都仰仗着那片厂区过活，自给自足般形成了一个近乎完善的社会生态，有政府有法院，有报社有电视台，有医院有学校，还有商店和食品加工厂。一条十四公里的道路连接着城市与小镇，路的两旁是无尽的田野和小山丘。慢吞吞的公交车用四十分钟的时间转场，切换着两个世界的画面。
在小镇的西南和东北两个对角，坐落着我的小学与中学，双方距离不过二十分钟脚程。小学四年级搬过一次家，从小学附近搬到了中学旁边，时常在饭桌上，我玩笑着说父母的这个行为堪称当代的「孟母三迁」。四年级到六年级那两年的放学路，也是我小学生涯里仅有的一段无比曼妙的时光，因为路上有同桌的惠英。
我还记得，放学路上，总会路过一个修鞋的小摊子。那是在一个路口，修鞋匠是个老妈子，个子很矮，常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上衣，外面还挂着一件人造革的围裙，藏蓝色的袖套很容易让人把目光引向她的手，也是一双粗糙的指甲修剪得极短的手，手掌总是黑黑的，一只手拿着待补的鞋，一只手拿着锥子，在鞋底钻孔引线缝合。
修鞋摊边上有卖炒货的固定摊位，也有卖炸货的三轮车，还有的小贩干脆搭了个简易的小棚屋卖起了麻辣烫、刮凉粉，最固定出现在路口的是三个卖水果的，每天各自支起一把大的遮阳伞，不论风雨矗立在路口有人经过就吆喝几句在售的当季水果。
起初，我还不敢跟惠英说话，放学路上只是不远不近的地方亦步亦趋，和其他男生一起，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自我满足般地走着。借机超过回头笑着打声招呼，更多的时候则是在那个有个修鞋摊的路口，一起买炸货，看着油锅中吱吱作响的臭豆腐、兰花干、鲫鱼、香蕉，问她：「这个好吃吗？」。
四年级之前，惠英一直坐在我的前排，直至一次留校之后，我们才成为同桌。三年里，面对着同一个背影，光是看耳朵轮廓的弧度、马尾摆动的频率、肩膀的起伏和脖子的曲线，我就能在人群中第一时间认出她来，这或许就是朝夕相处的力量。
某天放学后，我和惠英因为作业没做好被要求留校。那天下着雨，乌云密布的天让教室变得昏暗，除了雨声就是能听到的就是我和惠英在罚抄作业时，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老师坐在讲台批改着作业，我看到身前的肩膀有些小幅度地耸动，那是惠英在哭。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躲了一下，只见他左手抬起到头的位置，移动了两下，然后转身，红着眼睛还有一滴眼泪挂在下巴上看着我。
我一时语塞：「那个……借我下橡皮。」惠英点了点头，转回身，我也在这时拿起笔和作业本做到了她身边，接过橡皮将抄好的作业又擦掉两行。我把橡皮放回惠英的文具盒里，她啜泣地小声说：「这是我第一次被留校。好怕。」我笑着看着她，在那瞬间明白语文课上老师讲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是什么模样。
小学时，每年六一，学校都会组织文艺汇演。在操场，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主席台上的同学们表演，长得好看的惠英就在其中。六年级，惠英参加学校舞蹈队的表演。节目开始之前，她从我身边路过，我抬头望着她深蓝色的百褶裙，裙下是长及大腿白色丝袜，白色的小短裤在她的步履间若隐若现，那场景像极了筱山纪信的摄影集《少女馆》。那一瞬间，所有的朝思暮想都成了魂牵梦绕，或许那就是我的第二起跑线，开启了我对女性美好肉体的想象。直至现在，偶尔看到我家缪斯在沙发上因为坐姿而露出的一缕春光，还有种梦回当初的感觉，那个不老不死的欲望在生长。
初中，我在一班，惠英在三班。若非刻意，几乎只有在课间操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见她穿过晴日里满是灰尘，下雨天又是泥泞的渣土跑道，走到她班级的队伍里。那时候，我们两个班的男生几乎都知道我喜欢惠英，于是课间操开始前，跟我关系不错的男生都会跑过来，玩笑似的推搡我，吹着口哨，笑着闹着说：「惠英来了欸！看见没，那呢那呢！」然后指指点点。那三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仅在在初三的运动会上因为一个班级间的小纠纷打了个照面。
幸运的是，高中我们又成了同班，不过我和她课桌间最近的距离也还隔了一个人。
一次化学课上，同桌给我递了一张语文卷子，是惠英的。我诧异地看着同桌，问她怎么回事。原来，惠英作文考砸了，语文老师开了个小灶让她重写。而她选择信任我，要我帮她改改，教她怎么处理好这篇作文。我坐直了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往后仰，穿过同桌的后脑勺望向惠英。惠英也在那时望向了我，我又看到了那双熟悉的水汪汪的泛着红眼睛以及挂在下巴上的泪珠。
高三那年，惠英家发生了一些变故。每个中午，都是我陪她一起回家。尤其是有几个月，我见她情绪不好，上课时候没了精神。我就会拿起本子，写个小故事，递给她。她常常会打开本子噗嗤一笑，然后望向我，写上两句话，又把本子递了回来。没有短信、QQ 和微信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在课堂上说着话。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笔记本被传开了，有些男同学就慕名找到我，让我代笔写情书，一篇五块钱。每次都是我写好之后，他们自己抄一遍再交给姑娘，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信流向了哪些姑娘手里，直至高三毕业，惠英才对我说，那些花钱雇我写情书的家伙都是她的追求者。
在我们一起经历的最后一次校运会，天气很好，深秋的晴天总是能把一切晒得懒洋洋。惠英拉着我在操场上没有比赛的区域走着，她小心翼翼地在跑道的水泥边沿上保持平衡。我在后面看着那双白色的帆布鞋交叉走着，瘦弱的身躯被装在了有些肥大的校服里，突然这个活泼的身体转向了我，跳跃了两步站到我的面前：「问你啊，假如我突然就在你面前消失不见了，你会怎么办？会不会到处找我？」我看着那双眼睛，目光划过鼻尖停留在略带粉色的唇上说：「不会，我会在原地等你，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见我的。」我看到了一个笑容，接着是马尾从我的鼻尖甩过，那个双手背在身后的躯体雀跃着继续往前。
今年过年，刚刚回到家不久的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惠英，她说许久不见想请我吃饭。于是我们约在学校见面，这么多年过去，那条渣土跑道一点都没变，我们绕着它散步、转圈。还和以前一样，惠英在前面走，我双手插在裤兜里跟着。
「当年，你们男生为什么都喜欢有致姐？」惠英毫无征兆地转身，眼睛盯着我。
「有么，」我笑着说：「喜欢有致姐的人很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吧？」
有致姐是当年学校的万人迷，和惠英是闺蜜。就像所有的花朵一样，争艳是常态，只是当时的因为家里的变故，造就了惠英太过安静的性格，让她在男生眼里少了许多魅力。毕竟，青春期的男生，哪个不爱活泼、充满阳光，发育又好的洋溢着荷尔蒙的女孩？
「你就是其中之一好么，还狡辩。」
「你不能把我当时纯洁的革命友谊污名化，那些年我一直有喜欢的姑娘。」
「是谁？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哈哈哈哈……」我摇着头：「是你，你信么？」
她仰着头，有些趾高气昂地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十分调皮的双脚踏在跑道的水泥边沿上保持平衡。
惠英和我坐在操场主席台旁边的台阶上，南方的冬天有些湿冷，吹过的风让我们都裹紧了衣服。
「你和你家的那个缪斯怎样了？」这是惠英第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给惠英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这也是第一次，在我给她讲的故事里，女主角不是她。她只是在故事的结束，说了句：「真好，真好，她很好，你也真的很好。」
吃完饭，回到家。陪着我妈看电视的时候，她说：「惠英带男朋友回了，你知道吗？」
我皱着眉头望着我妈：「没有啊，刚刚我才跟惠英一起吃的饭。」
「她应该是要结婚了，买菜的时候我还碰到她妈，她妈跟我说的来着。」
数月后，我收到一张请柬，寄件人是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