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以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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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先生在《崇祯传》中引用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句话：“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托翁认为，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从该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有观点认为，“命“是指出生的命，是无法改变的；“运”是指后天的运气和机遇，显然，自己有怎样的运气和机遇，同样无法由个人决定；所以，“命运”本来就有不可改变的意思，它的变化与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与“命运”类似，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的说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以上论述来看，“皇帝是历史的奴隶”也可以说成“皇帝是命运的奴隶”。
在《过去与现在》中，两位主人公都试图破解“某人是命运的奴隶”这一命题，并挑战“命运”——一位是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健在时纵横辟阖，颇有希望统一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但“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公爵的父亲）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另一位是集喜剧和悲剧色彩于一身的马基雅维利（梦醒子认为他喜剧色彩多一点），他挖空心思，试图与富商夫人发生关系，但没想到公爵临时外交接见，被“放鸽子”的富商夫人决定与马基雅维利同行的年轻小伙发生关系；马基雅维利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在家乡“意淫”自己的妻子“是否知道自己在外面沾花惹草的那些事”，自认为妻子“是一个明智和驯良的妇人”。
毛姆在书中说：“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以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句话，会发现作者的肤浅：人能够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怎么会“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呢？但细品书中故事，会觉得毛姆的观点颇值得玩味。
在书中，两位主人公均没有正视自己的弱点，无视自我的命运才导致希望落空。在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不少人物都是因为回避自身的弱点和命运，从而导致自己的悲剧；例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中，俄底浦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弑父娶母 ”的宿命，使得城邦的瘟疫持续蔓延、王位与母亲的失去以及自己眼睛的失明。（具体细节参见 百度百科：俄底浦斯）
此观点投射到书中，相关语段便是：“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奄奄一息。”切萨雷·博尔贾的权力来源与道德绝缘，以恐惧进行维持，生存与延续非源自法律与制度；他的权力的直接来源是他的教皇父亲。“切萨雷·博尔贾试图统一意大利的进程难度大且变数多，事业的希望与保障怎能仅仅寄托于一个年纪比自己还大的人身上呢？因此，切萨雷·博尔贾的权力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切萨雷·博尔贾的功败垂成印证了墨菲定律的要义之一：“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类似地，马基雅维利笨拙的努力也使人啼笑皆非。当马基雅维利与富商夫人的约会出现变数时，富商夫人和母亲为了不让自己和女儿失去翻身的机会，经过斟酌，她们认为，“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最终“明智地”选择了与马基雅维利同行的年轻小伙进行“交易”。任何生物的繁殖都倾向于与强壮、年轻的同类进行，无论从情理上还是科学上，富商夫人的选择都是明智的，而马基雅维利的种种努力却与情理和科学相悖，是反规律的，他的努力功亏一篑，不足惜也。
人“过去与现在”试图向命运发起的挑战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通过主观的、无视规律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最终被命运愚弄，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参与事件的人。切萨雷·博尔贾和马基雅维利的故事留给后人的回响或许就是如何在充分把握规律的前提下去调整现实与命运的关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