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当然有顾虑。凡是中央集权，最核心的管理原则就是以集中管理分散，一个组织化程度高的小团体可以轻松统治无组织的广土众民。
所以统治者要想加强管理，巩固自己的统治，要么就把统治集团的组织化程度继续提高，要么就让广土众民尽可能地成为一盘散沙，越散越好。
而像弓箭社这种民间社团:一来组织化程度很高，二来天然就有很强的凝聚力，三来能征惯战，武器装备齐全。
如果他们真的只是保境安民，当然最好，但如果他们不服从朝廷安排，甚至扯旗造反，那可不是官军能够轻易镇压得住的。
在历代核心统治层的内心天平上，一切当然都不如自己的权位来得重要。隐秘的法家思想尤其提防所谓自治规范，他们认为赏罚的权柄必须绝对由君主掌握。
苏轼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不方便在奏折里明说。为了打消朝廷的疑虑，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增加官方的参与度，从规模设计到功过赏罚都不能让弓箭社完全自主。
苏轼应该很期待着自己的方案可以实现，但是，奏折送上去，回复却一直没有下来。
这时候的中央政府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谁也没有闲心去关心远方定州的闲事。新一轮的大洗牌开始了，不存在对事不对人，而只有对人不对事。
虽然定州的事没人关注，远在定州的苏轼其人却被很多双闪露凶光的眼睛紧紧盯着。
当苏轼在定州操心弓箭社的时候，京城里终于不再阴晴不定了，新一轮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这次，我们说说苏轼受到的冲击。这场变故，牵扯到了苏轼的老朋友章惇。
既然是改革，就需要一个口号，新的年号首先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宋哲宗改元绍圣，"绍"的意思是继承，"圣"指的就是宋神宗。
绍圣时代还有一个政治口号，叫作"绍述"。"绍"的意思还是继承，"述"的用法相当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意味着哲宗并不想别出心裁，而是要完全彻底地恢复宋神宗时代的改革路线。
站在哲宗的角度，就算不考虑他对祖母和元祐大臣的积怨，绍述神宗也有势在必行的道理。
当初王安石变法，虽然全国上下鸡飞狗跳，老百姓遭了不少罪，朝廷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财政收入。结果元祐更化，一切都改了回去。王安石想要解决的老问题自然还会反弹，财政收入自然很快就会入不敷出。
那么合理的政治平衡点是:只要老百姓不至于造反，财政收入就越多越好。何况皇帝年轻气盛，要做大事，而做大事总要花大钱的。
于是，蛰伏多年的新党人士纷纷涌进中央，以章惇为领袖。
同时，在元祐年间呼风唤雨的旧党精英迅速遭到放逐——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元祐党人"，苏轼就是元祐党人当中最惹眼的一个。
苏轼迅速受到降职，被贬到又远又小的英州，今天的广东英德。
在古代的地理格局上，南方以大庾岭为首的五岭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五岭以南称为岭南，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
苏轼拖家带口，从定州远赴英州，一路上连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级和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从英州改到了更远的惠州。
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第四年再一次被贬，贬到了海南岛上。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贬无可贬了。
当时的海南岛是真正意义上的蛮荒之地，苏轼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
"这里没有肉吃，没有医药，连房子都没有，更没有朋友，冬天没有炭，夏天没有清凉的泉水，总而言之，要什么没什么，但这里也没有瘴气，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了。最近我和小儿子一起搭了几间茅屋住，勉强可以遮风避雨。我没钱雇人，幸好有十几个当地学生热心帮我盖房子，让我很是过意不去。"
到底是谁把苏轼害得这么苦呢?人们相信新一代的新党领袖章惇就是幕后黑手。章惇在元祐年间被旧党整惨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疯狂地打击报复。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传》，黑料比比皆是。但问题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谁忠谁奸基本取决于谁笑到最后，因为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掌握决定性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读历史，就必须有史学源的意识，认真辨析史料的来源。
比如，《明实录》貌似很有权威性，是明代历史的实录，但《明实录》里的王阳明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奸贼，直到清朝人修《明史》，才算站在官方立场给他翻案。
孰是孰非，要看执笔的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有怎样的背景，怎样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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