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得书籍开始得到普及，但读书真正成为平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什么出版行业的两次崛起，期间相隔了几百年时间，并且第二次的大发展是在战争期间呢？
这要回到二战时期的美国。那时候美国本土虽然较少遭受到战争的波及，当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参战国，美国的士兵数量由战前的10几万人飙升至1400万人，大量的平民成为士兵，不仅仅需要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为了维持军队士气，精神生活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如何向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提供足够的精神生活资料呢？书成为了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同时也被军方列入战略物资，印刷厂大量印刷，政府也向民间募集图书，在5个月的时间里筹集到了1000多万册图书。
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成绩，但算下来只有人均1—2本，还不足以弥补士兵们在战争期间的精神创伤，并且那时候的书籍还属于是上层人士的消费品，精装版的图书并不方便携带，并且内容大多是文学、法律、哲学等，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了应对这个需求缺口，出版行业专门针对士兵制作了一种“军供版”图书，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平装书。这种看上去并不美观的图书，颠覆了整个出版行业，由于成本大为缩减，使得图书从奢侈品变为了平民也消费得起的大众商品。
在书籍的内容方面，不再局限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上层读物，越来越多适合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阅读的内容被印成了图书，例如笑话、漫画、通俗小说，其中包括我国作家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以及美国本土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后者更是借由复原士兵的宣传，由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说一跃成为名著畅销书。
二战结束之后，军供图书提供商转型面向大众市场，提供了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廉价图书，虽然每本书的利润微博，但销量的增长还是能为图书商带来可观的收益，美国的图书销量也在几年间增长了好几倍。
从出版行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图书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商品，是经过了两次发明，才呈现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形态，第一次发明是在技术层面上，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成为了“产品”；而第二次发明是在商业层面上，产品的改良使得图书成为了“商品”，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
“两次发明”这个理论，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进行实践。学习也可以看作是有“两次发明”，或者说是“两次加工”，第一次加工是将别人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第二次加工是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很多人看重知识的第一次加工，大量地阅读书籍、参加各种培训班，享受着输入知识的快感，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只有踏实做到第二次加工，将所学知识投入到实践中，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成就人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