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革新的进程中，始终存在一个经典且具有普遍共性的难题。商鞅、吴起皆在此遭遇挫折，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这一问题上竟达成了难得的一致。只不过，王安石主张采取雷厉风行的激进改革策略，司马光则倾向于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推进方式。诚然，激进有其合理性，稳健也有其周全的考量，实在难以评判二者的对错。但我们不得不深入思索：为何众多改革家都要对最高统治者的亲族采取强硬措施？难道真要将皇帝孤立起来，使其成为孤家寡人吗？
但凡推行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者必定心怀不满，企图让社会回到往昔所谓的“美好”时光。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就不存在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吗？倘若改革聚焦于拓展增量而非触动存量，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全社会财富的增长，岂不两全其美？
然而现实却是，即便在不改变存量分配格局的情况下实现了大幅的增量增长，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尽管他们的财富并未受损，但其社会排名却下降了，这种伤害丝毫不亚于财富损失带来的痛苦。有句话，无论古今中外，都极易引发人们的共鸣：“凭什么某某某过得比我好？”
人类心理对损失极为敏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强调损失比强调利益更能触动人心。战国时期，从李克、吴起，到商鞅、子顺，他们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剥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进而引发对方的激烈反抗。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顶住压力则改革有望成功，否则便会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亦是如此，所有改革家都要面对同一个群体，即国君的三亲六戚。
因此，国君即便自身有能力、有魄力推行改革，也有必要借助他人之手。开罪亲族之事，交由外人去做更为妥当。如此一来，即便改革举措过激或引发重大事件，国君还能出面调和。若改革失败，就将替罪羊推出去，称自己受了坏人蒙蔽。这番说辞，即便亲族不信，只要他们不想造反，也会选择接受，双方都能有台阶可下。
亲族问题早已被李克、商鞅等人多次尝试解决，为何历史仍不断重演？无奈，这着实是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经典难题。
商鞅变法之初，对秦孝公的亲族采取了极为严苛的政策：若无军功，无论何种亲族身份，都不准录入族谱。不入族谱，便意味着不再被视为亲族。
此招可谓凌厉狠绝，势必激起强烈反抗。《资治通鉴》虽未详述其缘由，但在诸多改革事例中，国君家族——宗室，常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追根溯源，这一现象与婚姻制度息息相关。当今社会习以为常的一夫一妻制，实则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舶来制度，在古代中国并无此约束。从人类学视角审视，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从社会学层面剖析，则为“一夫一妻多妾制”。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男性只要条件允许，便会尽可能地占有更多女性资源。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富户往往妻妾成群、子嗣众多，而贫者即便殚精竭虑，也只能勉强娶妻，甚至孤独终老。
宗室膨胀的根源可追溯至"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结构。当权贵阶层通过多妻妾制实现几何级数的人口增殖时，普通百姓却在人头税重压下艰难维持生育平衡。韩非子笔下"一人五子"的繁衍模型，在王室贵胄中往往呈现指数级放大：唐高祖二十二子、唐太宗十四子的生育竞赛，使得三代之后宗室规模即达数千之众。这些"天潢贵胄"坐享封邑俸禄，却因统治者防范宗亲夺权的心理而鲜有建功机会，最终沦为寄生体系的典型代表。
随着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仅仅历经三四代，宗室的规模便会急剧膨胀。每繁衍一代，财政负担便会成倍加重。庞大的宗室群体，名义上皆为国君的亲族，享受着各种特权，生活优渥，却对国家贡献甚微，消耗巨大。
国君对这些亲族是否真有深厚情感？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渺茫。毕竟，人类情感的维系范围受天性所限，无人能够真正做到博爱。
国君面对成百上千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亲族，目睹他们过着奢靡的生活，心中难免积怨已久。尽管宗室中不乏渴望建功立业、不愿虚度此生之人，但国君却不敢轻易赋予他们机会。因为一旦他们立下功勋，权力势必随之增长，加之他们拥有王室血统，便极易对国君的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国君陷入了两难之境：既不愿让亲族坐享其成，又不敢让他们建立功勋。
这便是公孙鞅在改革方案中，鼓励秦国宗室建立军功的政策未能全面施行，且未获后世改革家借鉴的缘由。不过，公孙鞅的初衷切中时弊，引发了后世改革家的共鸣。于政府而言，宗室无疑是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亟待减轻。
此种情形与儒家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儒家尊崇的周礼极为重视亲属关系，其推崇的楷模周武王与周公旦以分封制为政治基石，受封诸侯多为周天子的宗亲。彼时，一方面地广人稀，土地分配充裕；另一方面管理水平有限，中央政府难以统辖广袤疆土，故而将其交予宗亲治理。
让宗亲为国家多做贡献，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这一点上，儒家的主张与公孙鞅的方案达成了一致。然而，这一难得的共识在周朝之后受到多方抑制，致使在历朝历代中，仅有唐朝向宗室开放政府职位，宗室子弟甚至能官至宰相。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等诸多朝代更迭，宗室问题如沉疴痼疾，始终困扰着统治者，直至唐朝，方有创新性的应对之策。
北宋欧阳修与宋祁重新编撰唐史，完成《新唐书》，书中专门设立《宗室宰相列传》，并在结尾评语中对此进行了详尽阐述。
《新唐书》盛赞唐朝的恢宏气度，称其用人不疑，深谙任用贤才之道，继承了周朝的治国精髓，因此国运长久。相较之下，秦朝与隋朝疏远宗亲、压制贤才，仅传两代便走向覆灭。
那么，唐朝是如何应对宗室带来的财政负担问题的呢？其方法简洁且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特色：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将宗室划分为五等。五等以内者视为宗室，超出五等则不再归入宗室范畴。这与儒家礼仪中的五服制度相似，一旦出了五服，便不再承担亲属间的义务。此方案可视为公孙鞅激进方案的温和版，在儒家与法家理念间寻得了平衡。当然，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清洗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在学习唐朝制度时，也借鉴了这一举措。天皇将五等以外的宗亲降格，赐予源氏等姓氏，不再将其视为皇族。《源氏物语》中的源氏便源于此。与中国不同，日本天皇没有姓氏，号称“万世一系”，实际上也无需姓氏。一旦天皇子孙拥有姓氏，便不再属于皇族。这些被逐出皇族的天潢贵胄自然心怀不满，《源氏物语》的故事便蕴含着源氏不甘被排除在皇族之外、最终重返权力中心的历史线索。
源氏之后，天皇家族又衍生出平氏。以平氏为主题的《平家物语》，从平氏的视角描绘了平氏与源氏之间的权力纷争。
若以中国古典文学作比，《源氏物语》堪称日本的《红楼梦》，《平家物语》则仿若日本的《三国演义》。这两部日本文学经典的历史发端，源于天皇家族难以承受过多宗室成员的开支，故而效仿唐朝的做法。
日本既已借鉴唐朝的宗室管理之法，那么宋朝是否也有此举呢？令人诧异的是，宋朝并未效仿，后续朝代亦未延续唐朝模式，这使得唐朝的宗室管理模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范例。
宋朝既未向宗室开放公职，也未采取类似五服五等的限制措施，致使宗室人口急剧增长，财政负担大幅加重。宋朝的历史档案提供了详实数据，清晰表明，宋神宗初登皇位时，供养宗室的常规支出竟达首都军费开支的六成，是首都全体官僚集团收入的两倍。要知道，宋朝奉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首都规模庞大，军队中本就存在不少冗员，且宋朝官员的待遇在历代中堪称优渥。
如此局面连司马光都难以忍受，认为必须变革。而王安石更是无法容忍，果断推行“断舍离”方案，为此还与宗室子弟产生了直接冲突。与公孙鞅不同，王安石未能获得“始谤终诵”的待遇。
从商鞅的铁腕削爵到王安石的激烈博弈，从唐朝的五等宗亲制到日本的降姓分脉，历代改革者在宗室问题上的探索，始终交织着权力理性与血缘情感的永恒矛盾。宗室群体既是王朝的“血脉根基”，却也常沦为制度的“寄生毒瘤”，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治理难题——如何在家族伦理与公共利益、既得利益与制度革新之间寻得动态平衡？历史早已证明，单纯的激进打压或温和妥协皆非良策，唯有正视人性对利益与地位的天然敏感，以制度设计打破“血缘通胀”的恶性循环，方能避免将统治者逼入“孤家寡人”的绝境。当改革的锋芒划破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权力的博弈，更是人类在制度困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智慧之光——那些沉淀在史书里的成败得失，终将成为后世破解利益固化、重构社会公平的永恒镜鉴。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