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原本是古时的烹饪之器，最早是黏土烧制的陶鼎。1977年出土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乳钉纹红陶鼎(距今约9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古老完整陶鼎。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鼎的材质从陶变为珍贵的青铜。1974年出土于河南郑州市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杜岭方鼎”(约公元前1400年)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完美的青铜鼎，是王权和国家的象征。 周代形成了严格的 “列鼎制度”，根据贵族的身份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规定其使用鼎的数量和规格，“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鼎不仅是祭祀的礼器，也成为了 “明尊卑，别上下” 的政治符号。同时，将重要事件、赏赐和盟约铸刻在鼎上（即“铭文”或“金文”），使其兼具了档案和纪念碑的功能，人们在重大祭祀、庆典或接受赏赐等时，会铸鼎以记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周康王登基后，诏告天下诸侯，重申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并颁布《康诰》。因此成王与康王统治时期，天下太平，刑罚搁置四十余年不曾动用。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陕西岐山县礼村同时出土两件青铜鼎，作器者均为“盂”。后来为了区分，就将铭文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铭文字数大约400字，但很快就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铭文拓片）。“盂”出身南宫氏，为开国元勋南公之孙，是周王朝重臣。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有一天，周康王向“盂”讲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丰功伟绩，告诫他要效法祖先，不要酗酒，忠心辅佐王室。同时还赐予他命服、车马、香酒、邦司、人鬲等。后来，“盂”作鼎以纪念这个重要事件。大盂鼎三足双耳，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是目前出土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鼎，内壁有铭文291字，布局严谨，书风雄浑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为汉字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实物。“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有大令，在珷王嗣玟乍邦，辟氒匿，匍有四方，畯正氒民，在雩御事，虘！酉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异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述令，隹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酉，故丧师祀。女妹辰有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即井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女盂，召荣敬拥德巠，敏朝夕入讕，享奔走，畏天畏。王曰：示令女盂井乃嗣祖南公。王曰：盂，廼夹死司戎，敏勅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易女鬯一卣，冂衣、舄、车马；易女祖南公旂，用战；易女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徼国遣自氒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令。盂用对王休，用乍祖南公宝鼎。隹王廿又三祀。”大盂鼎的时代较早，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对研究西周早期的社会极具价值。
大盂鼎最初为陕西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去，并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遂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清同治年间，宋金鉴家道中落，大盂鼎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世凯堂叔）以600余金购得并转送给了左宗棠。左宗棠曾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官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高位，是光绪朝重要官员）搭救，故左宗棠又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所有，他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去世后其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老家苏州，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用了许多办法想从潘家获得两鼎，均未得逞。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潘祖年也没有子嗣，就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祖、孙二人去世后，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屡次破门而入搜查两鼎，均未找到。原来，潘达于在苏州沦陷前，已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于是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1951年，已定居上海的潘达于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并将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
1959年，大盂鼎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并称 “海内三宝”，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