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赴美六十余年，见证了美国战后的种种变化。他是如何看待近期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纷争、特朗普现象、金融危机等。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在这些现代性危机中提供怎样的思想养料？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历史学家许倬云自1957年赴美留学，到现在已经客居美国六十余载。他经历过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以及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他刚进入美国时满怀兴奋，很想看看这个以崇高理想立国的新国家是否能落实人类的梦想，但如今他心情沉重，对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扼腕叹息。

虽然许倬云主要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但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他自称是个人“最后一本书”）中，他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眼光，将美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包括种族问题、经济问题、特朗普现象等——重新放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追溯这些问题背后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源流，试图为当前的迷局寻找到答案。

在书中，许倬云对美国观察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他念念不忘的中国。他认为，美国遇到的问题和走过的道路，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镜鉴。

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许老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以下是许倬云先生部分书摘：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导演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价值系统在崩溃

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这次经济风暴（应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对抗灾害的能力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

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