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徐峥新作《我不是药神》尚未正式上映已口碑爆棚，影片题材触及医药与生死、法理与人情，在目今中国的影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影片之外的万千垂死于绝症边缘的家庭——他们的绝望与呐喊。
生死有命亦无常
很多观众为这部影片热泪盈眶，不管他们是否感同身受，但共情的确起了作用。我们每个人迷惘未知的一生唯一能够确定的归处便是死亡，而在中国，“死”这个字眼总是不吉祥的象征，乃至数字“四”也被迫成为池中之鱼。早在先秦时期，孔夫子便说道：“未知生，焉知死？”后人们更是借题发挥，将及时行乐发展成为蔚然壮观的乐感文化，人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总要高过“杞人忧天”式的早虑身后之事。但固然人们重“生”，却也格外地敬畏“死”，所谓“死者为大”——烧香跪拜的一套仪礼用在死人身上总要多些。人们挑选墓地也往往讲究区位、朝向和风水，为的是“先人福荫后昆”。说白了，敬畏“死”，更多的是“畏”。
▲死亡常意味着未知的恐惧
人们害怕“死”，却不免又得面对“必死”的现实，而怎样死去又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且抛除自然死亡、事故死亡与自杀致死，只谈疾病死亡，原因在于目前看来，医院病房供不应求的情况，已从侧面回答了患病人不在少数，甚至可以猜测人终归是要生病——先天遗传、疫情传染、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等等，这些都在将你我推向不断产生的各种稀奇病症。而这些病症或大或小、或陈或新：有些只是染了小恙，休息两日便恢复如初；有些却是慢性疾病，根除不得，日夜提防；最令人冷汗涔涔的就是各种疑难杂症，不仅让人受罪，还要让亲属操心，更可能直接要了你的命。
▲熬夜的“手机党”成为当今一部分人群的真实写照
看完电影不少人表示要“保重身体”，可该熬的夜依旧会熬，饮食仍然“跟着感觉走”，相比之下，健康的生活方式总是枯燥乏味的。我们不必抱有谴责的心态进行咒怨，毕竟每个人或许都有他的难处，有的人可能必须要“用命来换钱”。生存处于怎样的境地，处在局外的人，很难说得清。但话说回来，真正患上不治之症，需要“用钱来换命”，一世的积累毁于一旦的事也就不是玩笑。有钱还好说，真正山穷水尽也只能无奈等死，问题是，现今的中国当大多数家庭摊上一个重症患者，谁又能有十足的底气？
绝症体验
四年前，我还在念高一，由于长期的两地分离，我对父母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正是此时，我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字条——“父病重，速往”。随后我的父亲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重症病房。恍惚间，我从床头旁纸袋的空隙发现了他一直以来隐瞒的秘密。当它公之于世的时候，也不再需要隐瞒。那一晚，我在与他阔别了一个年头后，以听他用着虚弱的气息郑重向我交代后事的形式再次相会。所幸，他挺过了那晚，如此我就能更细致地感受到他所承受的痛苦——每天浑稠的黑血让人的信心一点一点被磨平。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月，那天上午我正在写《红楼梦》的评鉴，主治医生过来查房，看到我恰巧在写字便凑了过来，端详了一刻不吝美言了几句。可随后他便喊母亲出去，我也连忙跟了过去。医生说得还算含蓄，只说“转院罢”。可当时的我竟那样天真，还建议母亲看是否可以试试出国，但母亲给我的回复令我始料未及——“没钱了”。
没过几天父亲便走了，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夜，外面下着难得一见的大雪。我亲眼看着山一样的父亲在我面前垮塌，凝视着他不愿合上的双眼。再没过多久，他就被装到一个盒子里，变成一堆不会说话交流的白灰——我再也不认识。
父亲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反而带走了一切，这或许就是家破人亡罢。钱，不需要的时候它什么都不是，等到可以救命的时候，它比什么都要重要。而当你或家人一旦患上绝症，钱就好比是一块橡皮泥——你强它就弱，你弱它也不回来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穷是不是病？是谁的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统计数据显示，一款新药需投入20亿～3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20年间，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原研药的专利保护期一般为10年～20年，如果不给药企市场垄断的机会，赚取足够的利润，药企很难有动力继续新药研发。”（引自《南方周末》）
▲每一种新药面市的背后是巨大的成本投入
影片《我不是药神》中，对治疗慢粒白血病具有良好效果的德国药品“格列宁”的厂家被塑造成了利益熏心的反派，药企（医院）直接被安置到了患者的对立面。从现实角度而言，这样做或许并不合适：一是夸大了药企追求利益的表面而忽略了其背后研发的巨大成本，二是医患本身便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关系，而不是对立。
当然，影片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新千年的伊始，那时，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动辄便是三四万的药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比高昂的。这对多数普通家庭而言，根本难以承担。也正因此，具有几乎等同的药效，但实际价格却要便宜数倍（十倍）的印度仿制药成为了这群可怜人的救命稻草。纵使如此，依然有家庭负担不起长期的费用……更要命的是，这种药品并没有被我国正式引进，因而只得被判定为“假药”——尽管大家都知道它有效且便宜。然而“法不容情”，只要是“假”就必须打击，只要“贩假”就必须缉拿归案判处刑罚。但在另一方面，殊不知，法律总在不断完善，而情理在很多情形下，往往是超越时空相通的。
▲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批判：冉·阿让十九年的冤狱
“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一个人为尊严犯罪，世人都有罪。”生命和尊严是人立足天地之间最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失去这些，一切便都失去了意义。人们从森林、山洞走向平原、河谷，人们选择集聚部落、创造国家、组建政府，是为了这个族群更好地繁衍与维系，而由他们所产生的种种务必要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做到绝对的负责。
“如果药品是通过国家新药研发项目、利用纳税人的钱研发的，完全卖给药企获得垄断利润合适吗？是否应该授权给更多的药厂生产，倾向于公众利益？”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左根永对此感到困惑。徐峥在电影里可以代表很多颇具自豪感的国人趾高气扬地喊一句“印度阿三”，却也不得不为“印度神药”而低头折服。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的时代背景下，总还有一些期待亟待回应。当世界瞩目于中国核心科技的伟大成就之时，大家更渴望看到民族制药的崛起。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改善国民医疗条件和服务，全民医保有序落实，普惠了广大人民。但从一个曾作为癌症患者家属的角度而言，它还值得进一步改进。
这不是最差的时代，我们只能说国家在向更好的路上不断迈进。只是有些人再也等不及。
电影迷局
该片主创徐峥提到“目前来说，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类型的影片。”紧接着便有人评论：“不是没有，而是过不了审。”没错，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的确严苛，但《霸王别姬》、《驴得水》，同时也包括本文提到的《我不是药神》等都在不同程度触发了历史与现实的“敏感点”，但令人意外的是，它们最终得以公映。这其间当然有着主创人员的智慧与努力，但更多的或许是那一份敢于尝试的坚持。
▲经典影片《霸王别姬》的内容涉及“十年浩劫”
“审查严格”是新中国电影一直以来堕落颓靡百试不爽的借口。或许真的有那样一根线，它从幼时便悬在人们的头顶，待及成人，便理所应当地扼住了你我的咽喉，想要挣脱才发现，手脚早已被死死捆缚。制度一直都存在，人们也在不断地学习与适应，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然能够自我规训。这也就是有些电影之所以难产，不独在于生育政策所限，而是生产者自身恨不得绝育呢。
当然，做出新的尝试势必要背负更大的风险，大家一起按套路出牌、走大众娱乐路线不好么？赚得盆满钵满，更得了体面，何乐而不为。但观众总会成长，他们也会辨别究竟怎样的片子值得一张票价和一个下午的空闲。华语音乐代表人物周杰伦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我不会刻意地去关注流行。”一味迎合市场的谄媚之态，永远只能是被动的追随者，而真正赢得了市场与口碑的终究属于那些勇于逆流而上创造一个新的市场标准的作品。追逐流行，何若成就流行、重新定义流行？
燕雀安知鸿鹄（hào）之志哉？
中国人能不能过“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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