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十二点三十八分的日头正好。车站东路的梧桐却只剩半截身子——十六棵，齐崭崭削了顶，露出白生生的茬口，像剃了光头的老汉，怪不好意思地杵在路边。树桩上头停着两三只麻雀，啾啾喳喳的，不知在议论去年的荫凉，还是眼下的光景。
戏台就搭在梧桐断枝的西面。南段金千线曹家立交桥下各种车辆不得不分流，人流却往戏场这边压。八日八夜的戏码写得明白：午时十二点三十八分开锣，八个加演，八本正本；晚饭后下午六点三十八分又开演，又是八个加演，本八本正本。数目倒是巧，梧桐十六，折子十六，正本十六，连路边的店家也是双数——这些数字在冬日的空气里碰来撞去，叮叮当当的。
因家有琐事，第二天我才去。《杨文广比武》的锣鼓敲得急，少年将军的靠旗扫过台角，红缨枪穗子甩成团团火。演到精彩处，卖红糖的小伙子从小酒馆探出半个身子，手上的勺子忘了放下，跟着锣鼓点子一颠一颠的。砍剩的梧桐桩子上，停着的麻雀惊飞了，扑棱棱掠过戏台顶棚，撒下些细碎的影子。
正本戏要等到日头偏西。《御碑记》开锣时，西晒的光正正打在戏台中央，包公额前的月牙白得晃眼。台下黑压压的人头里，看见早上七时排队买到票的“平价布店”的老板娘“小妹”和丈夫，已坐在戏场里。她身旁还有一张自带的四方凳，裂开的三合板翘着边，像翻旧了的书页。她东张西望，等到一位没买票的顾客前来看戏。
第三天加演是《借云破曹》。诸葛亮的羽毛扇摇得慢，唱腔拖得老长。台下吃金华酥饼的老汉跟着哼，芝麻粒从嘴角掉下来，落在衣襟上落在裤腿上无人问津。要是在平时，那只粗糙的食指一定不会放过，粘下芝麻往嘴巴里送。风从铁路立交敲桥洞钻过来，在梧桐的断茬间打了个旋，发出空空的哨音——像是给孔明的计策配的弦外之音。
最妙是正本戏《琵琶记》唱到“糟糠自咽”那段。赵五娘的水袖刚扬起，不知谁家厨房飘出炖肉的香，油汪汪的，混着胡琴的呜咽，在空气里缠成一团。我感觉到有些气闷，腾步走出戏场，抬头看那些梧桐——它们若是还有枝叶，此刻该沙沙地响着应和罢。可现在只能沉默着，用十六个圆圆的伤口，不，决不止十六个，每道裂痕都是伤口，每片翘起的树皮都是未愈的疤，盛着这些锣鼓、这些炊烟、这些聚了又散的人间。
每日下午散戏时，日头已经软了。千把个看戏的人纷纷往回走，影子拖在地上，短得爬不上梧桐的断桩。“余庆饭店”开始摆出晚上的桌椅，“液化气站”的铁门拉得哗哗响。戏台上的幕布拉拢了，那些忠孝节义、悲欢离合，都被收进绿绒布里，等着下午六点三十八分再抖开来。
我最后望了一眼那些梧桐树。夕阳给每个断面涂了层蜂蜜似的暖光，那些年轻的年轮，一圈圈凝固在斧锯之下。相信它们还会长出新枝叶的。它们站的位置适合得无与伦比——戏台的锣鼓、店铺的市声、货运火车的汽笛，都顺着风灌进这些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口里。夜里若是有霜，大概会结成许多面小小的、哑了的锣，挂在每一个疼过的地方，等着明日准点开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