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陆原静书【15】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① ？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② 、仲舒③、叔度④、孔明、文中⑤、韩、范⑥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⑦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⑧，此亦未为过论。
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注释］
①聪明睿知果质乎： “聪明睿知”语见《中庸》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质：朱熹《中庸章句》注云：“聪明睿知，生知之质。”
②子房：张良，字子房，秦末韩国人。汉初三杰之一，刘邦的重要谋士，辅佐刘邦得天下，被封为留侯。
③仲舒：董仲舒，今河北省枣强人。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被汉武帝采纳，对后世影响极大。
④叔度：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今河南平御县）人，东汉高士，自幼家贫，德行标炳当世，有颜回之称，终生不仕。
⑤文中：文中子，即王通。见上部《徐爱录》中的“爱问文中子、韩退之”节。
⑥韩、范：韩琦，字雅圭，相州安阳人。北宋名臣。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吾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韩琦、范仲淹出将入相，同为北宋西北前线的统帅，世称韩、范。
⑦伊：伊尹，商初重臣，出身奴隶，辅佐商汤灭夏。傅：傅说，商王武丁时贤相，传说原为傅岩地方从事建筑的奴隶。周：即周公旦。召：召公，文王的儿子。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功绩卓著，死后百姓做《甘棠》纪念他。
⑧“行不著，习不察”，出自《孟子》：“行之而不著焉，习之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 义利分明叫著，洞悉精微叫察。孟子说，做了却不明白，习惯了而不觉察，一辈子走在这条道路上，却还是不了解这道的，就是芸芸众生罢。
［译文］
陆原静信中问：
聪明睿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吗？私欲与外气真是一个东西吗，还是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德业昭彰，皆是备良知致中和的人，却不能说他们是知道圣道的人，这是为何？假如说他们的资质天生就好，那么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人难道还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私下里认为，说他们对道的认识有点偏颇可以，如果说他们全然不闻道，那么恐怕会导致后世儒生因推崇记诵训诂，对他们产生错误的看法，我这样说对吗？
王阳明回信说：
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与外气，是人性的昏蔽。本质有清浊之分，所以感情有过与不及，而昏蔽有深有浅。私欲与外气，是一种病生发的两种痛苦，不是两个事。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资质好，自然与道的许多地方都巧妙暗合，虽然不能说因此说他们是知圣学，也不能说他们是闻道，可是他们的学问才智离圣道已经不远了。假如他们知学闻道，不都成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吗。至于文中子王通，则又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写出来的，其中也有很多错误，但是他的学问的大致轮廓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时间久远，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不能凭空臆断他的学问与圣道相差多远。
良知就是圣道。良知自在人心，不单单是圣贤，寻常人也莫不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只要遵循着良知并将其发扬光大、流传开来，则没有不是道的。只不过是常人的良知总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罢了。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天生资质清纯明亮，也很少被物欲牵累蒙蔽，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扬流传的就非常多，自然就离圣道不远。学者学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说知学，只是要明白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门在学习遵循良知上用功，有的还泛滥于歧途，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因此或离道或合道而不精纯，如果得道，就是圣人了。后世儒生曾经以为他们几个尚且凭借天资成就事业，不免会“行不著”“习不察”，这些都不是过分的评价。
但是后世儒生所谓的“著察”，是因为拘泥于狭隘的见闻，昏蔽于旧时习惯的错误，从而模拟仿照圣人的影响和事迹，并非圣学中所说的“著察”。这样怎么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呢？所谓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知行”二字也是从用功上来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其实就是良知良能。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说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对“知行”二字更应该精心体察。
［解读］
陆原静列举了一长串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伟大人物做出了杰出的事业，可他们并没有“闻道” 啊？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学过什么阳明心学。这些人能称之为做到了“致良知”了吗？
在王阳明看来，这些人仍然不是他心目中第一等的圣人。这些牛人之所以干出了一番事业，原因在于他们的行为合于“道”的地方多，王阳明用组织部部长的口吻点评道，这些人，因为在思想和行动上主动往组织上靠拢的比较多，虽然并没有真正加入到“我党”，但是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果他们在党旗下宣过誓，并且系统地学习了“我党”的理论（闻了道），那么他们做出的成绩就不止于此了，就能干得像之前的“老党员” 伊、傅、周、召一样出色了。
此处虽然对王阳明回信做了调侃，但是，如果用阳明心学的思想去套古今中外所有人的言行事迹，你就会欣喜地发现，阳明先生说的还真是无不应验。
接着，王阳明又顺手敲打了一下“后儒”，说这些人对你提到的这些贤人冠以“行不著，习不察”的评论，虽然说得也不过分，可这些家伙本身就是没有“闻道”的，所发的言依然是纸上谈兵。
最后，王阳明又语重心长地说“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
“生知安行”前面提到过，本来是对天生材质良好的圣人而言的，这些人由于从娘胎里带来的心体就很容易就合乎天地之道，所以对他们有这样一个表述。但王阳明在这里又一次提到“生知安行”，并不是为了突出强调圣人天生具有的优越性，而是为了突出强调圣人和凡人所具有的共性，即便你天资良好，但是也要主动去知，主动去行，所以说“知行”二字依然是“功夫论”，像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所记述的那个仲永，虽然天资良好，但是后来不能主动用功，最终依然是“泯然于众人矣”。
王阳明在前面说到了陆原静所提到的那些人本来就是“天质之美”，所以“自多暗合道妙”，但但王阳明特意强调了上上材质的人，重点也依然是自己主动的努力上。这其中的“主动”二字，可以说是心学中最平易，也是最玄奥的要义，志于心学的朋友务必在此多加留意。
王阳明又说“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又是人人都具有的，在这一点上，愚夫愚妇也可以和圣人平起平坐，大家同一起跑线，没有等次之差。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天生资质平庸的“困知勉行”的人，也可以称其为“生知安行”，那是因为这些人所遵循的本体是人天生就有的，这里需要大家细细体会，不然会感到逻辑混乱，怎么前面说“生知安行”是形容圣人的，这里又适用于凡人了呢。而我们需要细察的地方就是阳明强调的“知行”二字。
你的“致良知”，是真找到了良知？还是为了脱困？为了得利？“知行本体是良知良能”，“困勉之中也可谓生知安行”，这两句话真是醍醐灌顶！因为我们都是困知勉行的人。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良知罩着，总是犯了错，吃了亏，才醒觉，然后去改过。改过的时候呢，往往还是为了毁誉得失，进入学知利行，为了利而行。一旦为了脱困，或为了得利，必然有障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