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在中国教育报的公众号又读到李镇西老师的文章，想到几年前自己也写过“有意义”与“有意思”的小文章，翻出来，略作修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强调教育活动的作用时，“有意义”成为“当仁不让”的价值追求。而与之一字之差的“有意思”，却有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
从两者的词义上来看，“有意义”强调的是某种行为所能带来的作用和价值，它更倾向于行为实施之后所期盼获得的改变以及预期的结果。毫无疑问，它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质。相比较而言，“有意思”所要表达的就单纯简单得多，就是一种情趣和趣味，它更在意的是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心灵体验。
诚然，校园生活强调“有意义”无可厚非，也情有可原。因为现如今，主流性的教育理念和哲学主张都在努力褒扬生存意志，都在强调“利己性”——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我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基于某种理念和目标的努力、实践等）能够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果，并且最好是在我们自己所期盼的范围里。更何况，作为与“人”打交道的教育而言，就是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寻求改变的过程，一种以“发展”为原点的影响，以“更好”为旨归的改变。正如一句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名言：“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但是，一味地强调“有意义”而漠视了“有意思”的校园文化，又必然会缺乏生命力和吸引力，代表的也仅仅是学校教育管理者的“成人意志”。而这种“成人意识”裹挟下的校园生活又占了现今教育生态中的大多数。甚至在很多时候，尽管深谙其不科学、不合理性，我们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参与其中，并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我们熟悉的各种校园活动为例：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每个活动的有序开展都离不开一个全面、科学的活动方案。可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也不难发现，每一个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的活动目的都是那么“高大全”，都希望学生在活动中获得升华。这无疑又是一种“想当然”。每年的3月5日，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学雷锋”，或是参与社区环境的整治中，或是进行一些帮扶活动等；每年的“重阳节”，很多学校也都会组织学生走进当地的敬老院，关爱那些孤寡老人……站在学校的角度而言，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诸如“助人为乐”“尊老敬老”这样的理念本就该贯彻在生活当中，怎么能仅仅依赖那么几个节日呢？
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导者，有时候我们会抱怨学生不好教了，不听话了，任凭怎么苦口婆心的“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不能带着他们走上我们所设定的轨道。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作为“过来人”，我们因为有了经验和经历，所以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能够想得更深刻、更具有现实意义。可是我们的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是正在“发展着的人”，他们所需要和期盼的就是对于事物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了这样的情感，他们才会主动探索、求知，直至获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和形成。而这些“有利局面的”形成，其前提条件就是“有意思”，而非“有意义”。
这让我想起之前网络上出现一则耐人寻味的笑话：一个孩子过生日，照例吹蜡烛许愿。等孩子许好愿，大人们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愿望。“我长大想做个医生”。听了孩子的话，外婆说医生好，社会地位高；奶奶说待遇也不错；爷爷说工作稳定。妈妈问孩子为什么想当医生，孩子天真的说：“不是说医生能够治病救人吗？”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会像笑话中的家长一样，用“自我”代替了孩子。
回归“有意义”的校园生活，不需要强加给教育太多附庸的东西，当学生感受了“意思”，那么离我们所知晓的“意义”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