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消息公布以来，全社会都跟着沸腾了。在一些人看来，又多了一个新区嘛，到建成似乎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和自己没多大关系。而一些炒房上瘾的人，慌忙挤过去想蹭上一个占位优势。一个消息的冲击下来，一些人眉开眼笑，一些人忧心忡忡。
网上传这么一个段子：
2017年度最悲惨小说：雄县一中高考状元考上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央企，经过多年奋斗加上借亲戚的钱卖掉老家的600平大院子，于3月26日付了北京商住的50平米房子的首付，昨天接到单位通知：企业整体迁入雄安新区……
虽说是段子，可是看过的人却相信这事绝壁有发生。谁也无法预料，我们费劲心思离开的地方却是下一波人将要费劲心思想挤进去的地方。而重新想再回去，又得挤破头了。
政策风险，这一短时间内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可以“瞬间”冷不防的发生。当然，这么大的政策，肯定会走漏消息的，的确早就有小道消息再传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信息的先知觉肯定是做不到的。就算有人在耳边喊着这个消息，大部分人也不愿意相信。只有那些离核心决策层最近的人，才能发动先发优势，从而再来一轮自私的投机运动。
常言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不是因为风险的未知性，而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
从这点论起来，倘若信息流是一个实在的可评估的指标，那么能尽量补全的去掌握信息流是否就能做最有利的判断呢？
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在预设一个前提动机，我要做选择了。
这段时间，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和我开始探讨重新择业的事。大概经济现状、政策波动性让他们也隐约感到一点点危机感。另外入行时间久了，对工作和个人价值、兴趣的匹配度的认识有更深的判断后，动了重新择业的心思。我一直认为，
一旦有做选择的念头时，其实就已经做了选择。那么信息流就开始出现不平衡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在岔路口选择A、B路线时，当开始思考要做选择时，说明现实情况让我们没有不做选择的权利了。这是很为难的，倘若一直没有岔路出现，那么自然也不用费心去做最佳判断。
切回到重新择业的事，一年前我做了从新择业选择，事实上这个选择几年前就开始埋伏了。在确定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定是反反复复的在做最佳判断，直到认为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在补全信息。比如开始多方打听，拜访，出门走走看看，期待更全面的信息，能帮我做最佳判断。然而，我发现，信息的收集是无穷无尽的，何况我们分拣信息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比如，明明看到沿街满目疮痍，却止不住也也要开家店的心思。
在我曾经的行业圈，动心思择业的人也不少，只是当大多数人还在犹豫期酝酿时，我先跳了出来。回望过去，犹豫的人依然在犹豫。这种犹豫的过程，似乎就是等着做最佳判断。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了，诸多问题开始显现，慢慢一些人感受到非做选择不可的时候了。圈内很多人说，
别傻了，熬着，等政策下来
当我还是他们一员时，感觉等政策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这种思维逻辑就是用时间来换信息。政策信息从发布到接收，周期有时是很漫长的。信息从接收到最终确认，又是一个漫长周期。越是离政策决策权远的人，付出的时间代价越大。但大多数人并不自觉自己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信息的不对称性已经让最佳判断风险显著加大。
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当一个30岁的年轻人，我们叫他李雷吧，隐约感觉自己的行业周期开始下调了，他开始动了心思重新择业。可是在有限的信息环境下，李雷认为最好等到确切政策信息后再做判断。我们设想，政策信息从发布到接收再到最终确认，这个周期是2年。那么这两年时间，越靠近信息发布源的人，越有可能开始做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行动。这种信息的扩散率按圈层大概会呈现下图所示。
当李雷开始确认政策信息后，敏捷的反应并做出最佳判断（我们把这个反应时间忽略不计），他失去了两年时间的布局。如果资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限分配的话，那么这两年已经被先行动的人占有了。他此时的最佳判断，参考系不再是两年前的人，而是之后的人。而资源的分配规律，越是靠前占有越是多，越往后将越来越少，呈现所谓的长尾现象。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最佳判断的时间损失代价。
在上面这个场景，其实有一个前提假设，政策信息是“改革性质”的。不排除有时政策为了维稳的需要，只做一些维持现状的政策发布，也就发生我们所谓的政策期待落空了的情景。而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源再分配了。那么李雷重新择业的心思并不会因为这个政策而有所改变。倘若他一直坚信，最佳判断是一定要等待信息确认后，那么他会选择继续维持现状，直到等待下次改革性质的政策信息的来临。这样从始至终，李雷其实并没有做选择。
可是我前面说到，一旦有做选择的念头时，其实就已经做了选择。在这个场景中来看，李雷所做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选择否定了一条提前改变的道路。
在前面那张信息扩散图中看到。如果李雷在信息确认前，早先两年就做出行动的话，他就能在资源再分配前提早两年的占据先机。而这个行动方案，其实就是在他开始动重新择业的心思时，就已经出现了的备选方案（Plan B)。当他把关注度过多关注在政策信息的传递上时，就会不自觉的忽视了PLan B的行动布局。倘若他把关注度重点放在了Plan B上，那么十有八九，他就会在恰当的时候跳出原来的圈子。这，似乎也是早晚的事。因为他在动心思时，设定的方向就是Plan B。行动达成最终的结果，自然理所当然了。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在信息确认前，资源到底是否存在，谁又知道资源在哪里？就好比，政策要下岗分流，企业会给予下岗员工一笔工龄买断钱。在政策没有确认前，提前辞职了，不就没有这笔钱了吗？而熬到这笔钱后，在自然而然的选择分流不是更好？可在政策确定前，如何能确认会有这笔钱存在呢？
我想：
信息流是一个根本上不可估的指标。任何想补全它的想法，都是无用功。如同未来本来是不可预知的，试图去预知未来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徒劳的。
一但面对选择时，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岔路口一旦让人选择A，B路线时，潜在的就已经否定了C、D、E……路线。试图通过补全信息的办法来做出最佳判断的策略都已经是后知后觉行为了。那么不选择会不会是最好的安排呢？既不用费心做最佳判断，又不用事后对比而懊悔不已？
得到”订阅专栏作者吴军在专栏中曾发文《选择越少越幸福》。他认为有时候没得选，反而更容易让人获得成功和幸福。文章从个人发展、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三个方面，说了说不选择的智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在他看来，从个人发展来看似乎鼓励一种认命的态度。从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上，利用不选择的思维，给用户或者员工更幸福的体验。
不给选择虽然不能让所有员工满意，但我们没必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太多的选择反而费力不讨好。吴军。
这种不选择观点，总是在我和朋友为某个选择探讨好久之后，当发现对方倾向于并不想提前改变时，我也会不自觉的抛出来。在我看来，当他开始做选择题时，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而我只是在确认他的选择之后慢慢说出他想听到的话。
但是，谁能预料呢？或许那一天，他就突然改变了。但我能确定的是，他一定不是在和我探讨时产生的改变选择。让他改变的触发器，一定不是在我这里。
--The End--
作者简介：曹涛，产品经理。关注互联网+文化、教育和人工智能领域。微信公众号：曹涛CT，欢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