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到了成王时期，在这个时期和前面的开国君主一样，都算比较贤明的君主。成王在临终前，担心太子钊不能胜任王位，于是留下遗命，让召公和毕公辅佐太子。
成王去世后，召公和毕公带领诸侯，陪同太子钊到先王宗庙，并反复告诫太子，文王和武王建立王业的不易，还强调太子要厉行节俭、戒除贪欲，要以笃厚诚信的态度治理国家。
太子钊继位，这就是康王。康王登基后，通告各诸侯，重申文王、武王的功业。所以，在成王、康王时期，天下安宁，刑罚用得少，搁置了四十多年都没用过。
康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昭王瑕继位。昭王在位时，周王朝的王道开始衰落。昭王南巡狩猎没有返回，死在了江上。不过消息并没有发布。昭王儿子满接替王位，这就周穆王。穆王继位时已经五十岁了。
当时王道衰败，穆王痛惜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有所缺失，于是命令伯臩反复告诫太仆，要整顿国家政务，写下了《臩命》，天下又重新安定下来。
穆王想要征伐犬戎，祭公劝谏说：“不可以这样做。先王们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器平时要收藏起来，只在合适的时机动用，一动用就要显示威力，轻易炫耀就会被人轻视，被轻视就会失去震慑力。
所以周文公的《颂》说：‘收起干戈，藏起弓箭，追求美好的德行，推行于华夏大地，从而保有天下。’
先王对待百姓，会让他们修养德行、敦厚品性，丰富他们的财物、便利他们的器用，让他们明白利害所在，再用礼乐教化来引导，使他们趋利避害，既感念恩德又畏惧威严，所以才能使王业世代传承并不断壮大。
从前，祖先们在虞夏都任农事官。夏朝衰落时，废弃了农官，所以先祖不窋失去官职，只好逃到戎狄之间。但他不荒废祖业，时时传扬德行，修订典章训诫等。到了文王、武王时期，发扬前辈们的传统，加上他们慈爱仁和，保护百姓，天下人都拥戴他们。
商纣王无德，民众无法忍受，都拥戴武王，在牧野展开的战事。先王们并不崇尚武力，而是体恤百姓疾苦，为民聊害。
先王制定的制度是：邦畿以内是甸服，邦畿以外是侯服，侯服以外是宾服，宾服以外是要服，要服以外是荒服。
甸服的诸侯要每日进贡祭品，侯服的每月祭祀，宾服的每季纳享，要服的每年进贡，荒服的只需终身朝见一次天子。
如果有不按规定进贡的，天子就先检查自己的思想；有不按时祭祀的，就检查自己的言语；有不纳享的，就检查自己的政令教化；有不进贡的，就检查自己的尊卑名号；有不来朝见的，就检查自己的德行。
如果这些都做到了还有不服从的，才会动用刑罚。所以，对于不祭的要惩罚，不祀的要攻伐，不享的要征讨，不贡的要斥责，不朝的要晓谕。
先发布政令、陈述刑罚，再动用军队征讨，或发出斥责、晓谕的文告。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进一步修养德行，绝不劳民远征。因此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远方的部族没有不归服的。
自从大毕、伯士去世后，犬戎之君一直按照荒服的职责来朝见天子。现在您却说‘我要以不纳享的罪名去征伐它，还要炫耀武力’，这恐怕是废弃了先王的训诫，让王室陷入困顿吧？
我听说犬戎树立了敦厚的风尚，能遵循旧德、坚守本分，他们是有能力抵御我们的。”
穆王还是出兵征伐了犬戎，只获得四头白狼、四头白鹿就返回了。从此之后，荒服的诸侯再也不来朝见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得一些信息：成王托孤、康王重申文武两王治国理念、昭王王道衰落、穆王不听劝伐戎。
同时也看到祭公在劝谏穆王时的一些理念：崇尚先王们的尚德不尚武，希望穆王也是；以周的先祖任农官笃行德行、文王武王的仁德获得民众们的拥戴，与商纣王的残暴作作对比，让穆王行德。
反对穆王征伐犬戎，并给出不伐的理由，但是穆王不听，一意孤行征伐，导致诸侯不朝见，损害周王的威信。
祭公和穆王有点像我们现们的大人和孩子。大人们用以往的经念劝谏，但孩子们不听，非得到撞一下南墙。只有自己亲身试过了，这才知道锅儿是铁倒的。
还是过去说的那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祭公理想中的君王是文王和武王这样的，所以他的愿景也是想让穆公成为那样的人。但五十岁的穆公似乎还有一些逆反，不听劝。也有可能是穆公才掌权，想要自己说了算。那知按照自己的来，碰了一鼻子灰。
有时候，如果个人逆反还有得说，毕竟还不会伤到太多，但是一个君主就不同了，如果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做事，伤到的不仅是国本，还有可能是诸侯们的反叛，代价太大。
我们说听人劝得一半。这不听劝的，后果和结果就只有自己来承担了。
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