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汉朝发生了诸多的经济危机，前81年，汉昭帝召开盐铁会议，规定了盐铁专卖的策略，对汉朝的统治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问题，奴婢问题愈发严重，由于土地兼并迅速，农民，铁官徒接连起义，至汉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政策，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
但是这项会议自然受到了外戚官僚的反对，同时，为了面对社会危机，部分方士和儒生，采用了所谓五德终始理论来附会这一政治形势，他们发出“异姓受命”这一呼声，就是别姓代替刘姓，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大地主的附会，建平二年，汉哀帝宣布“再受命”自称“陈圣刘”，社会情况仍无好转，汉哀帝遂自动取消了“再受命”一事，此事说明刘汉皇统已经在大地主大官僚心中失去了威望，西汉的腐朽统治即将走到尽头。
至公元八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矛盾，王莽开始了改制。
针对田奴问题，王莽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实行“王田”“私属”制，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许买卖，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违令者治罪。
经济政策上，王莽采取所谓“五均六莞”。五均，是当时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均，即平均物价，五均即是在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立的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物价，收取工商业税，六莞是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税和五均赊贷共六事。
王莽还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在通行的五铢钱外，另外铸造三种新币：“错刀，契刀，大钱”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王莽下令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与大钱并行，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和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王莽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六种货币，然后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不合理，造成“百姓溃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最后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货泉”两种货币。
同时，王莽于公元九年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新莽的度量器物，传世较多，尤藏故宫现存台湾的王莽铜斛为珍宝，已经具备斛，斗，升，各，龠五量，构成了完整的度量衡总体，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莽制。
王莽为了附会西周官制，对各级官吏名称和设置进行了大量改变，在中央，王莽设置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凡十一公，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又设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卫戍，皇帝的舆服等。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县长称宰）并改变少数民族的名称和首领的称号，把高句丽王为下句丽候，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引发了激烈的民族矛盾。
王莽改制最终失败，虽然王莽看到了社会问题，勇于改革，是个具有卓见的人物，但是其改革根本不是根据社会问题进行的合理改革，一味攀附西周古制，脱离实际，不可避免地失败。
同时，王莽改制触及了大商人，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王莽又用人不当，贪官污吏利用改制“侵渔百姓”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对币制的改革越改越乱，造成货币贬值，社会混乱加剧，同时，擅自修改少数民族称号，破坏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种种矛盾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绿林赤眉起义的爆发。
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完善了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对功臣，采取封侯褒扬，不任官职，在家休养，有事再请入朝参政，广进文吏，对巩固新建立的东汉王朝提供了基础。
光武帝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过尚书台总览于皇帝，在地方上废除掌握军队的都尉，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
在经济上，恢复十三税一的田税制度，宣布释放奴婢，禁止严刑对待奴婢，将放免的刑徒归为庶民，屯田边郡，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对劳动力和土地的控制。
东汉初年对政府机构与职能进行调整的核心是维护专制主义皇权，通过加强尚书台的权利，强化监察机构，完成了中央政府的重建与调整工作，通过固定州刺史治所和废除郡国都尉，完成了地方政府的建制。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外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尚书台成为了真正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三公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
尚书台权力极重，不仅出诏令，还出政令，朝臣选举都由尚书台主管，还有纠察，弹劾，典案百官之权，参预国家重大政事的决策，决议，对朝政有重大影响，虽然尚书台权重，但是台官职位卑微，尚书令俸禄不过千石，尚在九卿之下，这样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但汉和帝之后，多幼主，实权经常被外戚宦官控制，尽管三公听命于尚书，但尚书往往被实权更大的外戚宦官所左右。
在监察制度上，东汉改西汉御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丞，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管法律条文解释，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候，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
同时，东汉复置司隶校尉，兼领一州事，秩比两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九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查三公”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刘秀重用司隶校尉有别于御史中丞，重在抑制贵戚，权臣，以提高皇权。
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每州设立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报皇帝，其职权在西汉的基础上，将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也转归刺史，刺史职权的扩大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便发展为分裂王朝的地方割据势力。
司隶校尉兼领一州，又是中央要职，有监察公卿的权力，再加上中央总监查机构御史台，地方州刺史，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稳固了东汉王朝前期的皇权。
西汉时，刺史无固定治所，刘秀改革，使刺史有固定治所，实际上成为比郡高一级的行政长官，可以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以直接上奏皇帝，这就将地方行政管理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并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制度。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发动武装叛乱，刘秀再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罢郡国都尉官，取消地方专门统帅军队的武官，将军权归并于守，相，同时取消每年一度的“都试”之制。刘秀所罢都尉仅限于内郡，边郡因多事，仍置都尉，以佐太守，分部领兵。其后内地有紧急军情，亦往往复置都尉。郡都尉的废除是东汉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虽然减少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隐患，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整体上，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在地主经济方面，东汉以地主庄园经济为主，东汉豪族地主的核心主要是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连朝廷用人也是从豪族中选取，豪族基本上把持了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累世尊贵显达。他们广占土地，隐蔽人口，拥有私人武装，横行郡县，权势超过官府，不仅影响官府收入，还影响着政治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下诏“度田”而地方官员由于畏惧豪强，或者是贪污受贿，经常帮助他们隐瞒人口土地，最终度田不得不停止，至此，豪强地主的发展不受限制，称为后期东汉动乱的祸根。
至三国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频，曹魏统一北方后，着手开始重建北方地区，各种制度也随之改变。
首先从人才选拔制度开始，“唯才是举”是曹操改革旧人才制度的核心，东汉以来的以经术，“德行”，门第为主要内容的察举制度，一方面已流于形式，充满着弄虚作假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天下大乱，人才流移，也使这种察举不能正常进行。因此曹操果断地提出“唯才是举”“任天下之智力”的选拔人才方针。从建安八年（203年）至二十三年，他连续五次下令求贤，指出无论身分贵贱，品德如何，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选拔为官。如于禁，乐进，本是士兵，张辽徐晃都是降将，都得到重用。
魏文帝后，对中央和地方官制同样进行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置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的萌芽。
中书监，中书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与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与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主要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权力被削弱了，地方官制上，曹魏将东汉末州牧制度固定化，正式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州刺史或州牧，成为了管辖地方的行政官。
为了把军权集中至中央，曹操设置都督，由于豪强地主武装实力强大，曹操仍然让其主统治部众，但不利于统一指挥，因此，曹操在此基础上设置都督，协调数支部队的指挥，作为某次战役或者是某一防区军队统帅。都督是中央官，其统领的军队也就成了中央军。曹丕继位时，正式建立都督制，都督是驻防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有时兼领一州或数州刺史。由于都督权力过重，并且逐渐转变为地方官，导致后来出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曹魏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助长了地方割据趋势。
曹丕称帝后，采取了九品官人法。具体内容，是通过品评，将士人分为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行政机构去做官，九品中正的实行结束了两汉以来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中正官往往被大族垄断，而中正又把门第作为品评的重要条件。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工具，为门阀制度铺平了道路。
常年的战乱使得中原地区民生凋敝，为了恢复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同时保证军需物资，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实行屯田，将流民按照军事编制起来，垦荒种田，由政府提供农资，收成与官府四六分成，这叫民屯。此外，曹操下令军队屯田，是为军屯。屯田的施行，促进了北方经济恢复发展，但是屯田制剥削严重，经常有百姓士兵逃离或者反抗的情况。
为保证防止士兵逃亡，以及足够兵源，规定士兵及其家属另立户籍，称为“士家”士家居住在邺城一带，由军营和郡县管理，社会地位很低。士家的子子孙孙必须当兵，娶妻也必须是士家的女子，以此曹魏保证了在北方的兵源，为其称霸北方创造了条件。
曹操规定，对自耕农的征课方法为“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同时强调：除此之外，地方官不得再收苛捐杂税。不准豪强向贫苦百姓转嫁负担。按户征收实物，户调制由此创立，废弃了两汉算赋口赋的方法，田租，户调都征收实物，适合了军阀割据，货币难于流通的需要，既便于农民缴纳，又满足于国家需要。此令通过废弃算赋口赋的方法打击了豪强，在户均绢二匹，棉二斤的基础上采取了按民户财产多寡定出户等，然后再按户等高低，富则多收，穷则少收的方法，这对广大自耕农是有利的。田租户调令征收实物而非货币，显示了商品经济的萎缩。
司马炎篡魏之后，认为魏亡的原因是因为未给宗室诸王军政大权为皇帝的藩辅，因此，西晋建国后迅速分封了27位同姓王，不断扩大宗室权力，允许诸王自选国中长吏，又按照户数多少将诸王分为三等，开始置军。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西晋分封诸王，本是为了强化统治，但是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这些藩王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西晋在借鉴了西周井田制，汉代限田说以及曹魏屯田制的合理成分基础上，改革土地，田赋管理体制，颁行了占田制，包括如下内容
占田是指农民向政府登记所占有的土地，课田指向政府交课税（田租）之田，亩收谷八升。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占田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户调式：凡是丁男立户的，每年户纳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者，纳半数。边郡民户，纳正额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纳“赉布”户一匹，边远地区纳一丈。
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
西晋占田制，政府并不是将土地授给农民，只是承认其占有土地的限额，将其占有合法化，它的积极作用就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占田数，高于课田数，可以鼓励人民占田开荒，对士族地主占田在法律上给予了一定限制，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占田制中，自耕农的户调和田租负担比相比于曹魏增加了二分之一到一倍，按官品占田，巩固和扩大了地主的特权。
永嘉南渡结束后，大量的北方世家大族南下，这些具有威望的大姓及大姓人口，被称为“侨人”“侨户”具有巨大威望，为了控制这批人，得到他们的支持，东晋实行侨置郡县，东晋南朝府设置侨置郡县，仍用北方故地郡县名称，侨民另立白籍，并减免租赋。该政策起到了安抚流民，稳定政局的作用，之后，侨民加入当地户籍，侨置郡县随之撤销。
由于侨置引起了户籍混乱，影响财政收入，至晋成帝时，推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土（居住地）作为断定户籍的依据，使之著籍，取消侨人原来的临时户籍(白籍）改由居住地编制统一的黄籍，同时也取消了侨人免除调役的优待。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戍日，由桓温主持庚戌土断，严厉清查户口，对隐蔽人口的豪族地主给予惩处，收效很大，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刘裕主持“义熙土断”很有成效，土断推行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明显增加。
至萧齐政权，检籍成为清检士籍以保证赋役征发的政策，当时的士族拥有特殊的“籍状”，享有免除赋役的权利，许多人通过贿赂官员，伪造士籍的方法逃避赋役，使得政府力役资源短缺，租调减少，萧齐建国后，大力检籍，规定以宋元嘉二十七年户籍为准，凡不合者，一律改正，称为“却籍”，但检籍官贪污舞弊，激化了矛盾，引发了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