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这本书由先生“锱铢积累”而成，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而是由作者一些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

   《围城》直接的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全面接触。

   东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汇下，诞生了许多留过洋、学贯中西的读书人——钱钟书先生正是其中一员，而《围城》的故事同样是围绕这种读书人展开的。

 “围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感叹，它不仅有关爱情和婚姻，也一样可以扩展到人生、文化、家国等方面。

   因为围城的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方鸿渐后来坦白：“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里，才是本书真正的点题之笔。围城就是矛盾和转换，欢乐和痛苦、执着和动摇、希望和失望……这一切构成了人生万事。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所以是会心地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先生去世，人们除了在朋友圈里刷屏之外，也一并想起了她的丈夫钱钟书。

   最近有个流行的观点，婚姻要“势均力敌”。杨绛先生却说：“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据说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

   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胡河清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围城》序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赌书泼茶、琴瑟和鸣，可谓羡煞旁人。

   杨绛写下本书附录时，夫妇两人都尚健在。读罢，实在令人动容。杨绛先生提到，《围城》各人物，都有“来历”，她来做些“注解”。

   有个细节极暖：“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文章还提到，“钟书”这个名字，源于先生幼时抓周。也算一语成谶，钱钟书自小嗜书。但高小毕业“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小时候写文章写得没弟弟好而受父亲责罚，于是奋发图强，从此用功读书。

   后作文大有进步，得到父亲的赞许。杨绛在书中叙述：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钱先生的文学成就是他的天赋，勤奋，和父亲严格要求的综合原因使然。考上清华后，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一生为痴，钱钟书“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学富五车的钱钟书，童心未泯的钱钟书。

   每回读到这些段落，常觉得神往。可惜已然没机会了，不然真想跟先生成为朋友。哪日落日熔金，坐在四合院中的石凳上，听先生谈天说地，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如今，敬仰之心不减。

   因为我也想像先生这样，成为一个丰富而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