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城乡二元结构又意味着：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点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但我们要明确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第六章 94页）

城乡二元结构有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二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三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在这我着重讲讲我对后面两点的深刻体会：

第二种，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国家对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待遇，体现在各个方面，原以为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够改善这种状况，但是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用“钓鱼”办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的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第六章 95页）以上这段书中的原话，基本把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待遇交代了一下，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农民的生存发展权，这样的举措只会让城市更好，让农村更差，两极分化更加严重，那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初中并未实现，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等社会矛盾。

而第三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城乡不通婚、就业区别化、物资供应只针对城市人口、社会保障也同样如此，原本就仅能靠土地生存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资料，生活来源，社会保障变得更加单一匮乏，农民贫困生存压力大，最后就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出现民工潮。

农民工究竟为何而来？可能在看待民工潮问题时，从表面来看是，农村人口多，耕地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但书中的话“即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第六章 99页）其实说白了，就是农村越来越穷，土地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种地不挣钱，他们需要到城市里谋求更多的生存资料。

经济转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就相当于资源紧张与人口众多的矛盾。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转型。而外延性就是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内涵型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却不大。而中国的现状就是两者刚好错开，经济已经开始向内涵型转变，剩余劳动力却大量产生。

“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20c90s出现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可以慨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多方面的文化素质差异，使其与城市不适应；二是已经有城市户口的城镇居民因个人素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而被社会淘汰；三是城市中的再社会化，使得原本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回乡不适应；四是城市越发进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小。

那现在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城乡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城市与农村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农村更加贫穷，土地的收益已经不能支撑农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产生，出于“城市偏好”等考虑，他们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但是城市容纳能力、社会问题加剧，户籍制度等限制，阻碍了他们更好的融入城市，又出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转型，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与经济转型的阶段需求不相符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普遍文化素质都不高，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他们常常处于一种被挤压的状态，大多的结果都是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

农民，是中国广袤土地上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要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必须要农民先富起来。中国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得披荆斩棘，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确掌握中国国情实际，不盲目，不跟风，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农民的利益出发，真正实现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