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7日，天津万人空巷，从海口路到南市沿途店铺全部打烊，门前摆着点心桌子，马路两边放着免费的绿豆汤。戴黑纱的人群穿过几个街区，到处都能看到掩面而泣的天津市民。半个天津城都出动了，只为送别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的相声演员常宝堃。

1951年3月，常宝堃加入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场的第一线慰问抗美援朝战士；两个月后，他血洒朝鲜。

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英勇战斗，他们的身后，是祖国人民举国一心的鼎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

主动报名

1951年3月的一天，原本常驻天津的相声演员常宝堃，风尘仆仆来到北京，看望父亲常连安。正在屋里看报纸的常连安见儿子来了，劈头就问：“宝堃，这次入朝慰问团，你没报名吧？”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很快便越过“三八线”，战火眼看烧到了中朝边境。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劳动模范、各界知名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慰问奋战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担任。经过研究，廖承志提出应该多组织一些曲艺界著名演员加入慰问团。朝鲜前线条件艰苦，既不可能带很多道具，也不可能拉开架势表演大戏，而评书、相声、快板等曲艺演出，不但节目短小精悍、方便演出，而且能活跃气氛，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可谓是慰问团的不二之选。报名的号召一发出，曲艺界人士纷纷踊跃报名，特别是北京的曲艺演员几乎都报名了。常连安问儿子：“北京的侯宝林、关学曾都报名了，可没听见你们天津的动静呀！”其实，常宝堃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常宝堃的弟弟常宝丰告诉记者，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并没给天津留名额，常宝堃听说后，主动写申请书表示：“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参加。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也是间接地打击美帝国主义。”

常氏相声在京津两地相声界享有很高声誉。父亲常连安既会杂技又说相声，六个儿子都是相声演员。1939年，常连安在西单商场成立启明茶社，开了北京相声大会的先河。

为了能让长子常宝堃有所成就，他特意让宝堃拜在“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门下。常宝堃从小聪明伶俐，天赋极高，再加上名师指点，11岁便走红京津两地。常宝堃是在张家口出生的，因为当地盛产蘑菇，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蘑菇”。新中国成立时，二十多岁的“小蘑菇”已经是天津相声界的代表人物。

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看到常宝堃的“请战书”十分感动，立即请示中央。组织上很快便批准了常宝堃的请求，同意他加入第一届赴朝慰问团。

组织上是同意了，但父亲同不同意，常宝堃心里没底。没想到，刚一见面父亲便问起赴朝慰问的事儿，常宝堃觉得有门儿，立刻把组织上批准他参加赴朝慰问团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常连安高兴地说：“好，我早就琢磨着你应该去。”有了家人的支持，常宝堃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俗话说，枪子儿不长眼睛。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演员们，突然奔赴战场，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当时在赴朝慰问团负责宣传工作的刘大为在回忆文章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出发前，有演员提出要增发棉大衣，团部几位同志很不以为然：“已经春天了，天气越来越热，发棉大衣干什么？”

团长廖承志却十分理解演员们的心理。他说：“对你们这些经过战争炮火锻炼的部队同志来说，到朝鲜战地去，生活上不是大转折。可是，对一直生活在城市里，没有经过任何战斗，没有听过枪声炮声的曲艺演员来说，到日夜遭受数十数百架飞机轰炸的前方去是过生死大关。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许多人都是做了牺牲的准备，有人发言中，引用过悲壮的‘马革裹尸’的词句。恰好要求发大衣的就是这位准备‘马革裹尸还’的同志。发大衣的要求不是不合理，而是他们认为到朝鲜去很危险，下了牺牲的决心。”

为了让演员们克服恐惧心理，更好地适应战地生活。组织上将慰问团拉到沈阳东郊，模拟朝鲜战地环境，来了一个实战大演练。从编班登车、夜间行车，到遇到照明弹、敌机轰炸扫射等一系列情况，统统演练了一遍。

为了适应夜间登车，演员们用毛巾把眼睛蒙起来，或者戴上墨镜制造夜间环境。还有遭遇敌机如何跳车，遇到轰炸如何保护自己和乐器，如何在不开灯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演员们演练得腰酸背疼，但事实证明这些训练都非常必要。真正的前线远比模拟场景惨烈得多，也危险得多。

1951年4月中旬，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开赴朝鲜。包括常宝堃、侯宝林、郭启儒、魏喜奎、金业勤三兄妹在内的23名曲艺杂技演员组成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任队长。

慰问团进入朝鲜境内，惨烈的战争现场便出现在演员们面前。侯宝林后来回忆，一过丹东就看到一片废墟，很难找到一座整房子，凡是他们路过的大城市都这样。其中一个地形很像青岛的城市给侯宝林留下很深印象，房子依山而建，原来一定很美，不过当时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

令慰问团成员感到震撼的是，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朝鲜人民表现出的淡定和不屈。“他们照常生活，不像我们这些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听见大炮响了、枪响了、飞机扔炸弹了就那么害怕。”侯宝林回忆。过了几天，演员们也都适应了战场的节奏。甚至敌机上的机关炮“哒哒哒”从头顶扫射过去，他们在屋里也照睡不误。侯宝林说：“不是说我大胆，而是麻木了吧。”

慰问团副团长陈沂回忆，从北京出发前，有人对他说怪话：“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个杂耍。”意思是说，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演员，组织、纪律性差，适应不了艰苦的战地生活。可曲艺界的文艺轻骑兵们用实际行动把这句怪话打掉了！

行军中，演员们不仅要背着沉重的个人行李——棉袄棉裤、大衣雨衣，还有5斤大米和饼干，还要照顾到演出要用的道具和乐器。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那么猝然而至的敌机轰炸，则把他们推到了生死考验的第一线。

当时志愿军还没有制空能力，美军飞机每天不停地在朝鲜上空盘旋，见着亮就追着扫射轰炸。因此志愿军汽车部队多是夜间行车。行车不但不能开车灯，而且还得把风挡玻璃翻起来，一是为了避免反光暴露目标，二是为了能使驾驶员往外看得更清楚些。遇到被炸翻的公路，大家就要下来推车。

据同为慰问团成员的杂技演员金业勤回忆，慰问团一般都住在山沟里的农村里，可敌机连山沟也不放过。“经常来扫射，一梭子机关炮打出来能看到一颗一颗的小亮点。子弹头像小手指那么大。”

惨无人道的轰炸，给朝鲜国土留下片片火海和深深浅浅的弹坑，更给朝鲜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孩子紧紧地搂着妈妈淌血的尸体嚎哭，群众抬着被炸的伤员飞奔……这些血与火的画面，深深震撼着慰问团成员。在上前线的路上这更使他们暗下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竭尽全力为最可爱的人演出好”。

慰问演出多在夜间进行，有时在月光下，有时就大胆地点起汽灯演出。漫山遍野布满了志愿军的岗哨，只要发现敌机就鸣枪警报，马上熄灭一切灯火，等警报解除再接着演。

常宝堃的搭档赵佩茹曾给宝堃之子常贵田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敌机来了，部队领导马上叫慰问团疏散，钻防空洞，可战士们却原地未动。常宝堃发现这个问题，向部队领导追问。领导回答：“战士习惯了，也有经验了，他们不怕。”“战士不怕，我们也不怕，演！”常宝堃斩钉截铁的回答，赢得了战士们的满堂彩。他灵机一动现场砸挂说：“咱们得感谢老美呀。天黑了，知道大家看不清楚，（用手一指照明弹）给咱们安了几个临时电灯！”

相声演员有一种天生的特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用玩笑化解。一个“包袱”便把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因此在朝鲜前线，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几十年后，慰问团副团长陈沂回忆，志愿军战士看相声表演常常放声大笑，赞不绝口，总是在几个“再来一个”之后才放相声演员离场。

慰问团的文艺工作者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带来了欢笑与慰藉，组织上也对这些文艺工作者给予了最大的保护与珍视。刘大为记得，慰问团团长廖承志曾嘱咐说：“大伙都说，咱们赴朝慰问团是由‘国粹’和‘国宝’组成的。‘国粹’就是指各位代表，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国宝’就是你们曲艺大队的这些演员。你们带领这些‘国宝’跨过江，到了朝鲜战地，情况就紧张了，一定要万分小心慎重，保护这些‘国宝’。”

虽然随行人员格外谨慎小心，但是常宝堃、程树棠还是不幸牺牲了。

“半个天津城都给他下葬”

1951年4月下旬，慰问活动接近尾声，团员们开始陆续踏上回国的道路。一天，曲剧演员顾荣甫在宿营地听一名志愿军战士说：“你们有一个相声演员牺牲了！”顾荣甫一惊，忙问：“谁呀？”战士说：“侯宝林！”顾荣甫说：“不能够呀！侯宝林就在我身边呢！坐着跟人说话那就是侯宝林！”这时那战士才醒过闷儿来说：“是小蘑菇！”“小蘑菇”常宝堃是与侯宝林齐名的著名相声演员，所以那位战士才会搞混。

侯宝林回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嗡”的一下，头脑中响了一个霹雳。出发前，他们虽然都对战地的艰苦和危险做了思想准备，但是一路上部队同志对他们保护和照顾得很好，所以大家都没有害怕、紧张，听到常宝堃牺牲的消息，大家震惊了。

4月23日，常宝堃所在的中队结束了慰问任务，下午就准备回国。大家洗洗头、洗洗脸、换换衣服，吃完饭正在屋里聊天，气氛轻松而和谐。常宝堃拿着缸子和勺，踱到搭档赵佩茹的房间，刚说了几句话，敌机来了。一阵疯狂的扫射，一颗子弹正中常宝堃头部，他当场牺牲。赵佩茹胳膊中弹。

与常宝堃一同牺牲的还有单弦演员程树棠。侯宝林回忆，程树棠很有学问，不但是位琴师，还是位作家。他老师白云鹏的好多唱词都是他写的。1951年程树棠正在把鲁迅先生的《祝福》改写成单弦作品，只写了第一段，就在朝鲜牺牲了。

常宝堃牺牲的当天下午，噩耗就传到了国内。当时，常宝堃的四弟常宝华正在天津红旗戏院演出，一段《数来宝》刚完，天津市文化局副秘书长何迟到后台找到他：常宝堃牺牲了。

常宝华把这个噩耗告诉二哥常宝霖、三哥常宝霆，大家悲痛欲绝。从小朝夕相处的大哥突然牺牲，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哀痛之余，哥儿几个商量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嫂子和年仅9岁的小侄子。

牺牲那年常宝堃年仅29岁，但他当时已经是与侯宝林齐名的著名相声演员了。常宝堃年少成名，既与他自己的超高天赋分不开，也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近乎严苛的童子功分不开。

常宝丰告诉记者，1927年宝堃随父亲在张家口街头“撂地”卖艺。数九寒天，他脱掉棉袄，光着瘦小的干巴脊梁双手握着根木棍。父亲把他的两只小胳膊硬硬地从前胸翻到后背，关节发出“咯咯嘣嘣”的响声。小宝堃冻得两腿打颤，脊梁青紫。此时，观众人人穿着棉袄，戴着棉帽，见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大人折磨，大家大声斥责常连安：“不能这样，孩子太小，你不能这么狠！”一位中年人冲进场子说：“他不是你亲生儿子，也不许这样。”

常连安惭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聪明的小宝堃接过话茬儿说：“哎，大爷，这回你可没猜对。他呀，还真是我的亲爹，错不了。”观众一下子被逗乐了。

后来常宝堃又拜在著名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年纪轻轻就成为相声名角。常宝堃的每一步成长都倾注着父亲的心血，寄托着父亲的期望，老年丧子对常连安像天塌下来一样，他能承受得了吗？

哥儿几个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让常宝华和上级派来的同志去趟北京。见了面，常宝华不敢直接告诉父亲，先一个劲儿地跟他扯闲篇，然后再将话题慢慢引向慰问团。常连安问：“慰问团回来没有？宝堃回来没有？”二人不敢直说，兜兜转转地讲了好多志愿军战士见到祖国亲人备受鼓舞，战场上如何艰苦，难免会挂彩负伤。常连安听话茬儿不对，问：“你们俩别兜圈子了，宝堃是负伤了，还是牺牲了？”

听到这话，常宝华和那位同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事先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常连安老泪纵横，许久才说：“这人嘛，就是活一百岁，最后也难免一死，宝堃为国捐躯，也不枉活一世啦！”

1951年5月15日至17日，天津各界举行了三天公祭活动。常宝堃的徒弟、后来的相声名家苏文茂回忆：“那时候天津市区240万人，差不多来了三分之一。每天都拥挤不堪，只好按单位、按系统分时间来，一来就是一队人。师父的大照片在中间，我们都身穿重孝在两边守灵，司仪在那喊着行礼——献奠——我记得，一位80岁的老太太，因为都是按单位进来祭奠，门口不让她进来。她举着拐杖打了进来说：‘我是来看小蘑菇的，他是我心里最爱的演员，给我们带来好多笑声。他牺牲了，我一定要来，你们拦着我，你们死了我绝对不来。’老太太说完，大家都哭了。”

常宝丰说：“后来父亲把我们哥儿几个叫到身边说：‘一个艺人，身后之事办得如此风光，开天辟地也未有过啊……你们一定要向你大哥学习，今后再有慰问活动，你们一定要积极报名，我绝不扯你们后腿。如果不嫌我年老不中用，我还真想到朝鲜战场看看亲人们哪！’”

常宝堃牺牲后，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赴朝慰问的队伍中。在台上诙谐幽默的马三立先生也少有地严肃起来。他向天津市文艺工会主席主动请缨，要求接续宝堃赴朝慰问。工会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

截至1953年4月，共有三届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战场，七八千名各民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军烈士家属、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给志愿军战士带去了祖国人民的温暖，更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