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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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是山西省吕梁市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县城，人们了解它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汾酒，另一条便是贾樟柯导演镜头中的汾阳影像。不论是最早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还是最近几年的《天注定》《山河故人》，汾阳方言都是是贾樟柯电影的标志性符号。通过对贾樟柯电影中汾阳话的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地了解这一方言，也有助于明晰方言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是纪实美学风格的追求者和捍卫者。在他第一部长篇作品中这表现的极为明显，除过粗糙距有颗粒感的画面，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汾阳话很是抢眼。他在剧本创作时避免了文学性的对白，代之以土里土气的汾阳方言，准确地表达文化真实和生活真实，宣示主权般告诉观众，这是一部讲述汾阳小县城青年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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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小武》已有二十多年，但是作为地地道道的汾阳人，在看这部电影时还是会感动的落泪。那一句句汾阳方言，使那个昔日的小县城又活了过来，如果电影中的人物都说起了标准的普通话，那么这个二维空间便更加不真实，同样人物也便不可信了。现实生活中，这些底层群体总是说着土话，而方言有着比普通话更多的意蕴。
《小武》中有句台词是“我都不带操理她。”“不带”相当于普通话的“不爱”，但其内涵要比普通话的“不爱”丰富，有不喜欢、不愿意、没兴趣，懒得等含义。《任逍遥》中街道办事主任在彬彬当兵未能通过时安慰他说“甭太麻烦”，这个“麻烦”与普通话的“麻烦”意义不一样，有“在乎、在意、伤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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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中的人物操着一口流利的汾阳方言说话时，你很难怀疑他的身份。这些小人物边缘人，借由方言完成了影像的二次具象化，从银幕上走了下来，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贾樟柯导演冒着商业风险，也要坚持在他的电影中使用汾阳方言。但是除了使空间环境人物变得真实可感，贾樟柯使用汾阳方言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为与马丁斯科塞斯齐名的贾樟柯，同样享有“电影社会学家”的美名。方言尤其是汾阳方言在他电影中，其实有隐匿的内在的独特的价值，有着贾樟柯导演独特的社会思考。这一点在他中后期的电影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也是我除了老乡情节，在第六代导演中最喜欢贾樟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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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他的电影中方言不仅是用于叙事与写实，还在表征边缘性身份地位。在社会中，方言具有标识个人身份，地位，阶层的作用。在《世界》这部电影里，故事发生在北京，与普通话相对应，打工者的汾阳话成为了他边缘社会身份底层社会地位的表征。当他在打工的地方时讲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抹去了他的身份标识。但是一旦回到与同乡住的地方，又操起了汾阳话，赫然发现他们从未被纳入这个社会的主流。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很多底层人物如《站台》里的钟萍刻意地说着普通话，他们不同于那些清高的文人墨客，他们渴望融入主流，渴望得到主流的认同，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正统的身份，一份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公共场合说着普通话，以此来掩盖自己原本的身份，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到的，仿佛这样就不会有人投来鄙夷的目光，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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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语言的不同隐喻着人与人之间的疏理与隔膜，这极具悲剧性。《小武》中小偷小武说着汾阳话（不地道，因为演员不是汾阳人），而他喜欢上的姑娘梅梅从外地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种语言之间的隔膜其实早已表明他俩之间分手的结局。《山河故人》里张到乐说着一口英语，这导致与只说汾阳话的母亲赵涛父亲张晋生的沟通障碍。尤其是后期，张晋生和儿子到乐之间无法沟通，他们的对话必须借助谷歌翻译来完成，看似荒诞可笑，隐藏着巨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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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似乎汾阳话亦或是方言已经成为了“底层”“粗鄙”“贫穷”的标签，只有撕去这个标签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会消除。但是这是很浅薄的看法，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这口黑锅背在方言上实在是冤。周宪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中说：“母语是家园感和文化认同的根源性因素之一”，失去母语我们也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为什么《山河故人》里，移居澳洲的张晋生汾阳话味道更浓，更愿意与自己的同乡喝茶而不是在家陪儿子。
我从那个安逸的小县城走出来，就像无根的浮萍，每每看贾樟柯的电影，看到那些熟悉的影像，听到久违的乡音，总会情不自禁落下泪来。每一代人都有难言的苦楚，所幸每一代人都有共同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