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
工作曾经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但现在它离这个核心位置越来越远，如前所述，曾经作为最高管理原则的工作伦理正在逐渐降格。如今，它退出了（或者说被挤出了）许多它曾经直接/间接统治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
非就业人口或许是它最后的退路，或者说最后的生机。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
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
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
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预约状态，需要资源。金钱才是治疗无聊的场所的通行证。
如果说穷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贫民区的人们几乎很难得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特别是以中被公认为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方式。
消费者梦想的天空越升越高 。曾经帮助力由不逮的人们放飞天堂的恢弘飞行棋耗尽了燃料，被丢弃在“过气”的废品场，或者被重造成了警车。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