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江北省政府副省长安坤，刚刚结束了一场招待香港客商的晚宴，微醺的他拒绝了秘书石晶的搀扶，努力地绷直了自己地腰杆走进了省政府招待所也就是江北省大名鼎鼎的江苑大酒店的套房，一进房间安坤就把自己扔进了软软的大床上，他挥了挥手示意石晶退了出去，他想自己静一静，虽然有些醉意阑珊，可是安坤知道自己没有醉，他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三十多年了，自打自己从江城市国土局一个小科长调到老书记身边担任秘书的那一刻起，就很少有人能知道自己的酒量了，在外人的面前自己一直都坚持自己的三杯原则，那就是二两的杯子绝不倒满，最多三杯半斤酒自己就会刻意的装醉，给人一种不胜酒力的感觉，待到后来自己的位置越来越高，就更没有人敢挑战自己的三杯原则了。
只有每年初二雷打不动的去老书记家里拜年，陪老人家的时候自己才会真的放开酒量，即使是今天他有些刻意想多喝一点，也没有超过自己的底限，仅仅是让服务员稍稍多倒了一点而已。安坤躺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回忆着自己这么多年地经历：当年自己借着国家恢复高考的机遇，终于走出了江潭市余家县那个偏僻地小山村，在他凭着脚板翻山越岭走出大山，坐了一天地长途汽车历尽颠簸去江山大学报到，第一次踏入江城市区的时候，安坤就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在这繁华的大城市立住脚，绝不再回那个贫穷落后的大山，没有在大山里生活过的城里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偏远的山村里，四十年前的穷苦人家究竟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即便是现在，那个被社会遗忘的山村角落里，依然旧还是那样的破旧贫穷，有很多人甚至一辈子没有见过饭店里的七个碟子八个碗，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刻骨铭心啊。
安坤还记得几十年前的山村老家，冬天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山里人的皮肤，四处漏风的土屋窗户上甚至找不到一块玻璃，全都是用脏兮兮的破油纸糊着，被风刮破了，就只能在漏风处再糊上一块，有些人家穷的甚至连油纸都买不起，只能用已经几乎风化的破布加上一些泥巴糊在窗户上，泥巴一风干就会产生一道道的裂缝，呼啸的北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把屋里本就不多的通过做饭烧水积攒的一点热气吹了个干干净净，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一到冬天手上脚上都长满了冻疮，可即使是长满了冻疮白天也还要去山上挖类似于干苔藓的草药，回来用冰冷刺骨的山水洗净晾干，等待着药贩子来收，虽然很少而且采集艰难，可是这种药材能换回一家人整个冬天买油的钱，直到很多年之后，安坤才知道，这种药材叫回心草。
安坤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作为哥哥的安坤六七岁就要上山去采这种药材，好帮着父母养活弟弟妹妹，可是六七岁的孩子哪能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找到呢？安坤清楚得记得有一次自己在山上转悠了大半天也没能找到一颗回心草，又冷又饿的他因为没有采到药而不敢下山回家，恰逢山上又开始下雪，如果不是胡伯伯看到几乎饿晕的安坤给抱回了家，也许就再也不会有现在的安坤副省长了。在那个时候安坤手上的冻疮就没断过，每当母亲烧好了热水给安坤烫手来治疗冻疮的时候，那钻心地疼痛安坤到现在都忘不了，一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双手忍不住地打哆嗦；这也成了安坤心底的噩梦，每当他一过于紧张的时候，双手就忍不住的有一种又疼又痒的感觉。
安坤自从进了江山大学，就一直在拼命的学习，因为面对江城市的花花绿绿，他这样一个从山村里出来的孩子，除了失落就是自卑，只有在拿到奖学金的那一刻，才能让他稍微有些平衡，有的时候安坤也在想，同样是“生在太祖朝、长在贞观下”的大唐盛世的接班人，为什么自己和江城市的那些同学，尤其是江北省各个府衙大院子弟的人生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是的，在那个时代，上大学不仅仅是科举一条路，出身更是一条硬杠杠，有多少学子因为门第问题被拒之门外。
又有多少优秀学子因为出身偏远贫穷的山区而得不到准确的消息，明明考上了，却被当地的门阀子弟给冒名顶替进了国子监，自己除了得到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出身不好”的莫须有的理由而丧失了走出大山的机会，在江山大学上学的时候安坤从那些府衙权贵子弟同学的嘴里听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虽然那些同学说的云淡风轻，可是听在安坤的耳朵了确实那样的震惊，他无法想象在旌旗招展的大唐盛世居然能存在这样荒唐而不可理喻的事情。
直到后来安坤自己从了政，他才逐渐明白，这些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畸形现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朝政治理的规范化，这种现象注定无法长久，终究会被公平公正的历史长河所淹没，可是对于那些遭遇到这些畸形现象的农村学子，却是一辈子的代价。每每听到这些，安坤都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沦落成其中的一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权力在年轻的安坤那颗注定不安分的心底，种下了草，也成为他在后来的从政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动力，而这种青年时期埋下的种子一旦发芽，便会不断的膨胀，进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么多年，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安坤从来都是告诫自己：“自己的身后没有靠山，所有的困难都智能依靠自己，所以自己没有机会更没有资本去随波逐流，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命运争个高低。”
也正是这种心态，支撑着安坤一步一步地走到如今的高位。只是在当时，年轻的安坤并没有如此淡定的心态，他渴望接近全力、渴望融入那个带有魔力的圈子，尤其是看到很多远远不如自己的同学在毕业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去向，而且是那些安坤想都不敢想的烟草、铁路、电力、银行等热门单位的时候，于是安坤陷入了空前的迷茫，有一股巨大的挫败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那段时间的安坤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忧郁的安坤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困惑，他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学习和考卷上那鲜红的分数究竟能带给自己几分安慰，也许长久以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奖章在那些权贵子弟同学的眼里，只是给予弱者的一丝怜悯而已。
以往一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安坤在那段日子里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他彻底明白了普通人的努力在门第的面前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他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他想扭转自己的人生，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此时的安坤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穷学子是悲哀的，可他有事幸运的，因为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安坤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也是他人生转折的导师，江山大学地质系的团委书记袁启山，而且这个人还差点成为安坤的岳父。
袁启山本来是大唐立国后国子监的第一波太学生，还做过江山大学建校史上第二届学生会的副主席，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一步一步的成为了江山大学的校团委副书记，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甚至一度传闻有可能直接调任到江城市任正处级的副局长，可是因为在玄武门运动中表现过于活跃，在那个动乱中站错了队，被后来重新出任江山大学校长的李校长给撤了职，但同时也因为袁启山的灵活，并没有什么太黑暗的历史，于是江山大学本着治病救人的理念，又给了袁启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重新任命他为地质系的团委书记。
可是国子监体系中以年轻人工作为主，历来都是年轻人镀金的场所，对于此时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袁启山来说，可以说是直接打入了另册，此生很难再翻身了，尽管袁启山心有不甘，可是他却又没有办法，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是任谁都翻不过的大山，随着贞观之治大潮的来临，干部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国子监系统更是如此，袁启山明白，属于他的热血青春的年代已经彻底过去了，他也只能无奈的接受了现实，可是对于自己这么多年混迹官场的心得，袁启山又不甘心让它就这样埋没，不甘心让它随自己最终沉于黄土。他坚信自己只是命运不公，自己的一身所学没有得以施展，数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一届又一届的年轻人，希望找到一个衣钵传人，能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所思、所悟，传授给他，让他来替自己一展雄心壮志，也算是对自己多年心血的一个展示的舞台，更是对自己寂寥人生结局的一种寄托。
可是地质系的这些学生却少有能入他法眼者，直到他关注到了安坤，看着这个积极活跃、追求上进的年青人，袁启山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更像是看到了自己血脉延续的希望，当他看到安坤面对人生迷茫的时候，袁启山知道这个年青人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道坎，也是他今后从政之路的第一道坎，而这道坎对一个人心智的磨练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袁启山在安坤日渐沉沦的时候果断的出手了，他深深的明白此时的困惑对于一个年青人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也知道这个迷茫的年青人是多么得需要人指点，于是袁启山主动的向安坤抛出了橄榄枝，他不仅借着自己身为地质系祭酒兼团委书记的便利鼓励安坤去竞选地质系的学生会副主席，而且一手操作了安坤的成功当选，从而让安坤获得了日后从政的第一张门票。
打那以后袁启山时常借工作的机会来鼓励和指点安坤，正式得益于袁启山的教导，安坤终于看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希望，也锚准了从政这条路，是安坤重新打起了险些沉沦的精气神儿。多少年后安坤一直念念不忘，如果不是袁启山给安坤指了一条明路，那么安坤很有可能和众多出身普通的学子一样，像发条一般考试、等分配、进工厂、直至退休、老死，那样的人生安坤不仅是不甘心，而是想想就可怕。年轻的安坤无疑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袁启山这样一位老者，不光是一个人生阅历丰富的老者，更是一位急切地在寻找他权谋血脉延伸的继任者的老者，这位老者将他多年历练的权谋和感悟一股脑的教给了安坤，简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袁启山也承认，安坤也学天生就是一个操纵权谋的好苗子，有着极高的天分和悟性，再加上他从小在山村的贫穷经历，让他完全没有年青人的傲气，反倒是有着袁启山都意想不到的圆滑，就像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的态度一样，安坤对于人情事故的求知欲也非常强，而且非常懂得放下身段做人，他这种放低个人姿态的处事方式也让他在学生会里受到了很多同学的拥护。
甚至连江山大学的祭酒也不得不承认袁启山眼光之毒辣和教导有方，把一个在众人眼里的书呆子，在半年的时间里蜕变成了一个人精，于是袁启山河安坤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安坤在折服于袁启山人生道路的曲折和跌宕起伏的丰富阅历，更倾心于袁启山一直自以为傲的对于权谋之道的独到见解。如果说安坤的从政历程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儿，那袁启山对他的指点，无疑就是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儿的那把钥匙。他不仅开阔了安坤的见识和视野，而且打开了安坤的心胸和格局，让安坤见识到了一个和他以往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让安坤对于盛唐社会的运转和体制的运行有了一个全方位的认知，这些实在所有的论述和著作中都不可能学到的，因为这些都是袁启山在几十年的府衙生存的浸淫中总结和沉淀下来的，再加上安坤那聪慧的领悟，使得安坤在进入官场之前就对这个社会的运行逻辑有了深刻的理解。尤其是那次袁启山对于和安坤对于盛唐体制的深入讨论，让安坤至今记忆犹深，受益匪浅。
那天安坤又来到袁启山的教工宿舍里蹭饭吃，在向袁启山请教中国政治体制运行逻辑的时候，袁启山显然来了兴致，从床底下摸出一瓶二锅头，就着豆腐炖白菜和咸菜条儿，拉着安坤一起对饮起来，一杯酒下肚，袁启山看着这个孺子可教的年青人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安坤哪，你知道唐太祖平生最得意的神来之笔是哪一笔吗？”安坤想都没想直接回答道：“当然是四渡长江和灭瓦岗喽。。。。。。”还没等他说完，袁启山便摇起了头：“不对不对，再想！”安坤略想了想，试探性地答道：“论突厥空间换时间？”袁启山再次摇头：“接着想！”安坤皱了皱眉头，思索了一会说道：“整顿府兵制风气？”袁启山一边轻轻地摇了摇头一边端起酒喝了一大口，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试着启发道道：“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值得我问你？再往深里想想。”
这下安坤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他挠了挠后脑勺说道：“您说的是玄武门？”袁启山叹了口气：“那都是传言，而且是唐太宗的首笔，你怎么能信呢？老人家平生最得意的莫过于‘门第划分’，”见安坤还是没明白，袁启山便接着解释道：“这个门第划分，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姓氏划分，而是‘在普通百姓之间打破门第划分，在知识分子之中严格姓氏划分’。所谓打破普通百姓的阶门第划分，就是在百姓中间，尤其是农民和商工之间，打破一切特权门第，让老百姓通过百家姓氏族谱重排感受到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收到尊重，也第一次因为平均而感觉到了虚幻的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生活条件那么苦，可是老百姓却干劲十足，甚至在唐初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一点都不亚于隋朝开运河的情况下，农民还能保持对长安的极度信任的原因所在；后来随着时间的演化，因为权力分配的因素演化出新的特权阶层，导致农民逐渐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唐太祖才下决心发动了姓氏门第大运动，就是想打破山间作坊和乡野农村的阶层划分，消灭随着立国国后新的权力分配而衍生的新关陇军功权贵，只是因为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规律，导致姓氏族谱大划分运动的走向背离了太祖爷的初衷，甚至到后来已经超出了唐太祖的掌控范围，出现了关陇权贵。”
“所谓在知识分子中严格门第划分，实质上就是科举制度的深化，自从隋文帝开科取士以来，通过科举制度打破了姓氏为代表的权贵豪门和世阀大族对皇权的牵制，知识分子作为大唐统治的中坚力量，但同时也慢慢形成了所谓“文官集团与唐王共天下”的局面和传统，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历朝历代，都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来协助皇族管理天下事务，皇室会改朝换代，可是文官集团却因为儒学而自成一体，对名为天下实则是文官集团的阶层利益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皇室的忠诚，于是皇位更迭却也只是带来了当权者在不同姓氏间的轮流坐庄，于是皇族不断地通过科举寄希望于引入新鲜血液，可是信任一入官场便很快被称为染缸的官场所同化，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利益的同化，于是门生故吏与恩师之间结成了不同的流派，进一步威胁皇权。
虽然开科取士了，可是人们心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固有理念，仍然像一块巨石压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虽然历经隋末唐初的革命和统一，却依然无法改变大唐的现状，这其实都是文官集团的阴魂在作祟，为了彻底打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对朝政的把控，唐太祖不惜在晚年，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毅然决然的发动了门第姓氏大划分运动。唐太祖采取的手段就是一方面通过斗牛鬼蛇神，彻底打破文官集团在乡野百姓心目中的神圣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立国之初就通过科举取士的评审，把知识分子彻底拉入名利争夺的怪圈，通过掌握对知识分子名望级别的评价权，来掌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自古儒生有傲骨，一个利字可以引诱所有的贩夫走卒，可是不一定能诱惑那些自以为担着天下之任的知识分子，但有哪个知识分子能逃过一个名字呢？没有的，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能抵挡住成为“大师”的诱惑。
对于大唐而言，一个不受控制的知识分子群体，就类似于历史上乱政的文官集团，对于长安大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自古以来改朝换代者皆是知识分子，而纯粹的农民也只能是所谓的匪患和叛乱而已，这一点唐太祖是有着深深的切身体会的，窦建德、刘黑闼就是例子，所以唐高祖设计了一套进士职称的体系，让知识分子终身醉心于争职称成名，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学术成就，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考中进士获得职称功名，功名代表着新社会对知识分子学术成就的评价和认可，而这种评价权完全掌握在大唐的各个学政部手中，知识分子想要成名，就首先要考中进士、获得功名职称；想要获得职称功名，就必须得到长安学政的认可，依靠着这套体系就把这帮自古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文官集团彻彻底底的拴在了一个‘名’字上。
把这些手里掌握着舆论和这个社会的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吸引到功名评定，也就是抢名头的行列，进而掌握评定功名职称的权力，实际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头和这套自己赖以成名的体系，最终“天下智者，尽入我彀中”，彻底解决了知识分子乱政篡国的隐患，保证了大唐盛世的稳定，这才是唐太祖对儒家学士的真实态度，至于尊宠文化名流、爱好唐诗书法，那些都是噱头而已。”袁启山的一番话让安坤震惊不已，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能把大唐盛世对待社会稳定的架构剖析的如此透彻，可这又引起了他心底的心得疑问，便给袁启山的被子里满上了二锅头，虚心的请教道：“既然已经设计了如此精妙的制度，唐太祖为什么还要发起姓氏门第重新划分的大运动呢？”
袁启山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大口，砸吧砸吧嘴唇儿说道：“这个实际上还是唐太祖实现门第阶层划分的理想和门阀世族日渐固化的现实之间的碰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先说唐太宗其人，他的雄才大略自不必说，可是骨子里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甚至刚愎自用的人，他在隋炀帝十年反王期间，他的倔强给他带来了很多打击和厄运，这虽然让他一跃而蜕变成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可是并没有磨灭他的本性，因此在消除十八路反王的战争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从善如流的一面，这正是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忍让，可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的坚持甚至不惜让大唐帝国一分为二，彰显更多的还是他的倔强，鉴于整治府兵制风气运动之后他在朝堂的地位，导致身为手握重权的李建成和李世民，最终不得不围绕于他，从而避免关陇军事集团的再次分裂。
所以太祖爷的倔强是始终都存在的，而他的倔强更多的体现在其本人对所有的权威都是非常蔑视的，他从不盲从于任何权威，也从不迷信于任何经典，他的这种自信在建国初期达到了顶点，也最终变成了刚愎自用。这是老人家的性格，我们先撇开不谈，老人家自始至终都非常鄙视儒学，可是他自己实际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的儒生，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天下大同的梦，扫灭隋末十八路反王的斗争始终支撑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这个大同世界的梦想，大唐帝国的建立一度让他认为这种梦想已经基本实现了，可是在随后的朝廷运转中，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