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进而城市化的兴起，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城市经济职能得到突出，人类文明逐渐从乡土文明国家转变成城市文明国家。

  中国大清国末期“自然经济的解体”，城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这个近代化从一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从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儒家没落、宗法关系解体，更是经济上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而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就是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儒家没落、宗法关系解体的上层建筑运动，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被打破，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模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没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工业革命展开主要工业国家轻工业发展和工业产品门类丰富起来，大清国和民国买办阶级也开始兴起，买办阶级兴起也是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国有资本不强大和民营资本不强大造成的，只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必定造成一个买办横生的国家，国家关税不能自主，国内商品市场完全被国际发达工业国家垄断，当时大清国经济政策强调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清国统治者明显认识到了这一点，大清国末期总体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应该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清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于六部之外设立商部，但是因为大清国没能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大清国到民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处于畸形的发展状态之中，资本原始积累十分缓慢，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后时间段的机遇，加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了有力的资本积累，按照中国总资产750万亿人民币来分析，除去房地产的400万亿人民币资产，存在银行的150万亿人民币，金融领域金融资产占据202.97万亿人民币，但是中国前100富豪总资产达到260万亿人民币，国有资产360万亿人民币，剩下的私有财产43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集中在各个等级阶层的资产阶级手中，首先剩下的430万亿人民币私有财产50%以上集中在100个人手中，剩下的40%的170万亿人民币私有财产集中在各级资产阶级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造就了一个金字塔社会而不是橄榄球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实现中国中产化的目标，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中国应该迈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以及中共党已经进行了针9899万中国人的脱贫工作，已经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的贫富差距，虽然离共同富裕的中产化社会的目标还很遥远甚至还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是中共党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努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精准扶贫。从大清国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同小异，但是都反映出来国家行政干预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大清国本身就起步晚，行政权力还非常受限，大清国不能集中行政权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保护和扶持，在买办和国际大资产阶级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畸形发展，中华民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中华民国国有企业太强大，对民族工商业压迫太重，导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继续畸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还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方针，鼓励民间经商盘活市场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国有经济的战略意义在于稳定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战略意义在于做大经济蛋糕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从乡土文明国家转向城市文明国家，一个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是经济基础的迁移，而在乡土文明国家转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经济基础的变迁紧密联系。

  北京城打造智能化城市并且迁出重工业，表明原先以工业立国的国策向以科技立国的国策转变了，北京要率先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变成科技城市，而沙特和迪拜正在花费重金打造未来科技城市，这当然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高科技技术合二为一才能实现的，也就是把高科技技术融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这代表着工业城市文明国家向科技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

  乡土文明国家的核心是农业和宗法社会关系，城市文明国家冲淡了传统的乡土文明的宗法关系，并且城市在房地产的支撑下兴起大量工业和服务业，城市不是用来种田的，城市经济职能得到突出，但是城市的经济职能不是以种田为主的农耕经济，城市的经济职能是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工业和服务业。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主要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发展为根本动力，带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因为城市强调经济职能，城市能够满足小市民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和工资供给，乡土文明国家农村具备强大的土地承载力，而近现代社会，城市具有强大的土地承载力，以前的封建农业社会，依靠于高产农作物的产出，农村土地承载力达到顶峰，养活了中国4亿人，近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职能的进一步突出，城市土地承载力达到顶峰，中国城镇居住了9.3267亿人，而农业时代的中国，大清国时期耕地面积达到10亿亩，这10亿亩的土地养活了4亿人，但是主要来说，这4亿人居住在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养活了14亿人口，但是这14亿人有9.3267亿人居住在城市，当然也有很多从农业大国进口的农作物在里面。

  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主要是向工业城市文明国家转变，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农业社会拉入工业社会，而具体来说还要看农业生产力革命，高产作物的普及是在殖民主义国家对全球基本完成瓜分的时候，也就是大英帝国极盛时期即维多利亚时期，于1837年代到1901年代，这个时候也是德国崛起的时期，全球瓜分完毕而德国才刚刚准备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这样全球殖民市场就陷入了存量竞争，以前是大家去开发殖民地，谁先占领殖民地就是谁的，但是德国崛起的时候殖民活动陷入存量竞争，全世界的土地都有主人了，德国人无法去占领只能去抢。高产作物普及以后全球人口大量增长，与此同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曲线增长，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国家人口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增长模式，高产作物普及化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医疗卫生水平提高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人口大量增长反映出来土地承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国家模式转变，农村耕种用地提供粮食，农村耕种用地具备一定经济价值，但是主要是城市开发房地产，并且以此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为城市经济职能代表，城市土地承载力大大提高，农村向城市输送大量粮食养活城市大量人口，然后就是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养活了更多世界人口，17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时世界人口7.7亿，1800年代中国康乾盛世时期，世界人口9.06亿，1837年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1901年维多女王去世时世界人口16.5亿人，100年增长了7亿，1945年二战结束时世界人口24亿人，1970年世界人口36.90亿人，主要工业国家这个时候已经完成工业化，人口开始低增长，完成工业革命这段时期以来的世界人口增长，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引入高产作物和进口粮食以及改良医疗卫生条件带来的，二战后战后世界重建，1950——1985年发达国家人口增长4亿，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20亿，但是在20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欠发达国家应当只有大清国和沙皇俄国人口较多，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应该都很少，1911年大清国人口4.5亿，1917年沙皇俄国人口1.6亿人，具体来说，1980年非洲总人口4.8亿人，2024年非洲人口14.16亿人，在黑奴贸易中，非洲损失人口1个亿，这些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在非洲到美洲的大西洋航线上，黑奴贸易死亡，黑奴贸易前非洲总人口应该几千万，对比发达国家人口和欠发达国家人口的对比，可以从人种角度来分析，发达国家基本是白种人国家，欠发达国家基本是黑种人和黄种人国家，去除掉印度这个不纯的白种人国家，世界上白种人数量7.5亿人，印度白种人将近15亿人，美国白种人1.89亿，欧洲白种人数量超过10亿，欧洲总人口7.42亿人，还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拉丁美洲的白种人，在1840年世界白种人数量3亿人左右，当时世界人口12亿左右，大清国人口就有4亿，黑人数量那就是5亿往下，表明白种人并不是一个少数族裔，白种人经过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在去工业化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前，白种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主要人种，并且通过战争、疾病、全球扩张等手段，白种人也在有意控制世界人口数量，首先是控制黄种人和黑种人数量，黑奴贸易从白种人战略层面来说，是削弱非洲的对白种人统治的反抗能力，强行的一种人口迁移，就像山东人口大量迁往东北开垦耕地一样，非洲人口大量迁往美洲开垦耕地，一种人为的人口迁移更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更是上升到白种人层面的世界战略中的人口战略，以战争、疾病消耗原住民数量瓦解原住民反抗，利于白种人在殖民地长期的统治，澳洲和北美洲一开始都是黄种人领地，但是通过战争和疾病，北美洲和澳洲已经没有什么黄种人了。这里反映出来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中，殖民主义扩张、工业革命、黑奴贸易等经济活动与其辩证关系，殖民主义扩张需要建立殖民据点，就促成了殖民地一些城市的崛起，促成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工业革命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促成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黑奴贸易这样的经济活动增强了美洲城市的经济职能，促进了美洲乡土文明国家向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

  工业革命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城市化，城市化本质上是土地承载力的提高，城市土地承载力的提高依靠的是高产作物普及和农作物基因技术发展。

  工业城市文明国家向科技城市文明国家的转变，主要源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智能化城市理念的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技术为智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智能城市的重要之处是“物联网”万物互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情下，智能城市科技城市文明国家的兴起，从大数据互联网人脸识别摄像头的普及开始，大数据互联网人脸识别摄像头构成一座中国城市的物联网网络的最先应用的领域，万物互联本质上还是要芯片技术的发展，目前万脑互联的前景也是依靠人脑中植入芯片，人脑也成为物联网的一部分了，万物互联就是物品植入芯片能够联网，从而物品智能化和联网化。科技城市文明国家的兴起，本质上是芯片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构成的智能化物联网模式的兴起，背后的经济逻辑，则是资本主义追求效率下不断创新科技发展生产力带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始终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转向科技城市文明国家的发展不远了，但是因为房地产债务规模庞大，要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经济债务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