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8年113会议以后，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发展经济上，40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带动了科技等其他领域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进步。
从小岗村签字画押开始，到厂长负责制，到股份制改革，到混合所有制，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期间有几次的拉锯，焦点其实是两个文明的关系问题。进入新常态、新时代以后，五位一体的战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完全不是口号，都有具体的措施和跟踪评价机制。就是说道日益得到推崇和奉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回归。
以前，我们讲黄猫黑猫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摆脱贫穷是优先的选择，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摆地摊的万元户、手持大哥大的乡镇企业家成为了风云人物，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基本上以数字说话，讲身家，挤排行榜，以胜负论英雄。因此不少成功人士都有对原罪的担忧。
这既有基础差的原因，也有西方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就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取得经济主导地位的西方，进而在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支配性的话语权，华夏文化的国际地位与历史不匹配，与经济地位不匹配。很多人的思想，特别是不少知识分子的意识被西方固化，进而贬低祖宗的文化。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伟大梦想，因此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方位。我们将在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道，它是超越丛林法则和功利主义的。
这种转变和进步是由不同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从数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到全面发展，仓廪实还需知礼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说到底就是要追求一个道。中国人向来是追求道的，即使普通老百姓在日常交往中，如果说“这个人目的性太强”，那肯定是贬义的，意思此人缺乏友情，或者缺乏公义。
02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时代转变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国内反垄断。欧美始终对互联网巨头保持警惕，以遏制其权力向政治领域扩张。但我们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就是引导社会资源，包括资本、人才进入真正的国家战略部署的领域，如高科技领域。
这些“高科技”曾经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家名片，多年前是老美给他们贴上了“高科技”的标签，但它们并不是高科技开发公司，而是运用高科技攫取商业利益的公司，是资本的宠儿。它们对推进国家科技进步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在军事和工业领域。
这些公司可以创造巨额的利润，对GDP贡献很大，但我们已经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量的增长不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我们不再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我们进入了新时代。硬技术比技术产品更重要，因此网络购物、网络游戏、外卖等行业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它对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增强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力作用有限，甚至还有负面作用，因为丰厚的利润和待遇，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某些大而不倒的企业一方面对某些领域形成垄断，不利已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另一方面他们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和封闭的圈子，挑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甚至利用自己的巨人地位，挑战监管，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潜在的威胁，那就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只代表人民，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集团和特权集团。
老拜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拉帮结伙全方位围堵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企业决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损害国家利益更不能容忍。Dd就属于这样的企业，加强对这类企业的监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方向性的，是长远的。
我们的教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是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教育产业化的问题终于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这也是方向性的问题。目前针对双减问题，各地都出台了很多举措，对各方面的震动是很大的，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矛盾是很突出的，但方向是对的。
在野蛮生长阶段，以发展为主，对大企业的管理比较松，大企业大肆割韭菜，损害小企业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权益，拖欠工资、垫资、长期拖欠应收账款等问题突出。窦文涛有一次点了一个外卖，随手点了一下催单，结果送餐小伙子嚎啕大哭，请求窦文涛的原谅，因为客户随手一个迟到催单，平台就要扣他300元。看到这个消息，我不由得想起夏衍的《包身工》，资本家和企业家是有天壤之别的。现在如何保护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小企业的利益，成为施政重点关注和着手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体现效率原则，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主导，体现公平原则，我们现在把第三次分配提上了议事日程，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道。
以上只是列举了一些例子，所有这些都不只是口号，必将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是初心和使命，是内生的。
所有这些都是道的体现，我们是有崇高理想追求的民族，依道治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
03
1977年恢复高考，王德峰是上海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王德峰不满足，第二年决定参加高考，他父亲很高兴，说明儿子要求上进，但当得知他要报复旦大学哲学专业时，父亲差一点气晕过去。
他父亲苦口婆心劝他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按当时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要去学哲学这种“空洞”的学问。王德峰说，我就是喜欢“空洞”的学问，因为学问越空洞，就越难学，经济、会计之类的专业太简单了，没有挑战性。在中国人眼里，道永远在比术更高的一个层面上。
我的观点，老子道德经就是“空洞”的道，它离开现实生活太遥远了。但是道德经为什么几千年长久不衰，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威尔杜兰甚至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搞要。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学习、研究、体悟道德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感悟、不同的运用。
其中有一类人，他们从老子道德经中得到启发，发展出虚伪、伪装、权谋和诈术，这是把老子道德经庸俗化、功利化的行为。
我宁愿他是“无用之学”。老子道德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的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矛盾，都是胡说八道，说什么都是对的，说什么都是错的。说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说礼轻情谊重，又说礼多人不怪；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说交浅勿言深，沉默是金；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又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因为它们最后都是统一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它的矛盾性，而没有看到它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而西方人把自己看成宇宙的主宰。王德峰有一次对一位外国教授说，你们西方人把人看成主体，把外在世界看成客体，主体通过理性掌控客体。理性是基础，就是头朝下。而中国人头顶苍天，脚踏实地，天地人三才合一。
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古文字学、夏商周断代工程等，你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你如果站在五千年的历史高度，并着眼于未来，它就是意义非凡的。国家现在推出高考招生强基计划，否则那些特招的优等生都选择进入北大清华的管理学院，然后投奔西方世界去了，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危害。
还有人用什么量化、实证等冠冕堂皇的话语来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方肘子疯狂否定中医，还有人宁愿花几十亿几百亿却建影视城、摩天大楼、风景区，却反对建造粒子对撞机；还有些人只知道买买买，不在核心技术上下功夫。
说实在的，像方肘子这样的小丑，并没有什么灵魂，他只是通过碰瓷。博取一点流量，借以果腹而已，我们大可选择无视，让他喝西北风去。
问题是我们自己好多人，长期在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下，需要尽快跟上新时达的发展步伐，此乃要务。
主席没有学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甚至说连资本论也没看全，但它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他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说，我们谈谈哲学问题，具体问题，你和我的助手老周去谈。
所以，我们既要讲术，更要讲道，两者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