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李泽厚先生翻译成：“人应该生活得正直，那些弯曲生活下来的人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罢了。”孔子认为“直”是一个人必走之道。“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老百姓便服从。正直为社会的通行之道。“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从孔子的感慨之中可体会出其对“直”的看重。至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大家是很熟悉了。孟子也是对“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以直”很推崇。不只是儒家重“直”，佛家也重“直”，“《维摩经》云‘直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语录一》，《杨龟山集》卷十）。
《周易·坤文言》中首次提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在宋代，这一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张载、二程、杨时等，都有精辟的论述。直至近世马一浮，也重视此一观点。本文就孤陋所见，就其内涵作一粗浅的阐述。
“直”之意
马一浮讲：“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屈相。”“正直是心之本相。既无偏曲，自无时不中”（《复性书院讲演录》）。强调了“直”是心中无“委屈”“无偏曲”，一切物象事理存于心中，保持本真，不因任何外在因素而遮掩，或扭曲，或增损。在此之前，还要内心虚静，如张栻所讲：“无私则可欲之善著，故静则虚，动则直；虚则天理之所存，直则其发见也”（《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事理存于心中，也不能受私心杂念之干扰。如杨时所说“善养气者，无加损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谓‘直’也”（《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袁燮《絜斋粹言》：“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尝不直。回曲缭绕，不胜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可见，“直”是心之本然，只是人们因私心杂念而有顾虑，才丧失“直”。所谓“天德”者，实是理也。循理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古人也说过：顺理之谓直。朱熹在注《论语》“子曰：‘以德报怨’”，也认为“直者，理而已矣。”综合上述，“直”也就是保持事理在心中的本真。高攀龙又说：“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复念台三 》，见《高子遗书》卷八上）。
“直内”也就是有“诚心”。“直即近诚”（马一浮《复性书院讲演录》）。杨时也说过：“夫尽其诚心而无伪焉，所谓直也。”“直”与“诚”为伴，与“伪”相敌。“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诚意之际”（唐仲友语，见《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直内的信仰事理，要靠“敬”来持守。“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屋漏，是皆敬之事也”（程灏语，见《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直”与“敬”皆为虚位。存于心之仁、义、礼、智、信，无加损，无扭曲，是为“直”。笃信之，虔诚地恭奉，不敢冒犯，是为“敬”。所以有敬持守，才能保证“直”。程颐也说过：“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白。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正直之人也是立场坚定之人，对自己的信念有笃敬之心，所以不愿遮掩它，委屈它，加损它。“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都不费安排，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马一浮《复性书院讲演录》）。正直也必须以“敬”来培养。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意
“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则外必方，盖体用无二理，内外非二致，岂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体立而用不行者？（胡居仁语，见《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二》）“直”是内，“方”是外。“直内”是体，“方外”为用。“直”多指内涵之性格，“方”专指行事之方式。内外一体，体用一致。季本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敬存乎静虚之中，则以不偏为正，敬行乎感应之际，则以得宜而为义。正则遂其本性，无所回曲，是其直也。直者，用之顺而其主在内，故云直内。义则因其定理，无所变迁，是其方也。方者，体之恒而其制在外，故云方外”（见《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三》）。以“直内”为本，“敬”以养之，形之于外，必然是“方外”。其根本就是人的心意念想和言动行事与客观事理相一致。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在当今的价值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资治通鉴》卷第一 ·周纪一）。正直是人应有之德，是君子必备的。“夫不直则道不见，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者人谓之风鸣朝阳，以为清贺。”“盖君子之气伸，则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以上二则见文天祥《御试策》）。直道而行，是为人处事的成功之道：“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虽命之所遭有不齐，而莫非生道”（曹端语，见《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二》）。“生直理顺，则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于回，则免难于苟也”（张载语，见《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正直，在今人看来，只是性格之一种，古人却认为是必备的品性。即使直道而行有失败，那也自觉不愧。申涵光《荊园小语》中有这样两段话：“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得失俱可无愧。”“故务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顺理直行，步步著实，得则不劳，失亦与心无愧。”刘劭在《人物志》中也说：“心质亮直，其仪劲固。”正直者由笃信得来非凡的力量，处事行事，往往果决刚毅。正如杨爵所说：“士之处世，须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为。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沭，不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辞鼎肉，孟子却齐王之召，刚毅气象，今可想见，真可为独立不惧者。如曰‘事故委屈，我心自别’，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过且不可为，小恶放过且可为之，日渐月磨，堕落俗坑，必至变刚为柔，刻方为圆，大善或亦不为，大恶或亦为之，因循苟且，可贱可耻，卒以恶终而不知矣”（见《明儒学案·三原学案》）。可为说得透彻明了。只有正直刚毅之人，处纷乱之世，才能“把持得定”，有所作为。“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且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顾炎武《日知录·卷 三·不醉反耻》）。
历史上摒弃正直刚毅之人，起用苟且媚佞之人，而败事着不知有多少。王安石虽是德才兼备之人，愤于正派之人的梗直，而用苟且投容之人，是其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杨时记载：“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见《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只有正直之人才能让人信服，引领民众。“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
个人交往也是“平时强项好直言者，即患难时不肯负我之人”（申涵光《荆园小语》）。正直之人，即使有犯颜直诤，也易于得到人们的原谅。“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八）。因此，“天不为人怨资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王通语，见《中国儒学史·隋唐卷》）。
“直”“方”的缺陷及补救之道
“直谏者言之难，受之尤难”（《宋元学案·兼山学案》）。王夫之在《资治通鉴》也指出：“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可惜，能够听逆耳之言的明智之士不多，庸庸众生，是爱听顺耳之蜜语，所以梗直之士，往往不为所用，一世沉潜幽居。甚至，梗直成为招祸杀身之道。“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资治通鉴 》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在历史长河中，正直之士，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多少！一部明史，是正直刚毅之士的斑斑血迹史。怎么避免正直者所遭的严酷呢？就是救“直”以“和”，救“方”以“圆”。
救“直”以“和”。“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处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严厉而多过。介以植其内，和以应乎外，斯庶矣乎！”（方孝儒语，见《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王应麟语，见《宋元学案·深宁学案》）。史传称范仲淹“内刚外和”。“内直”不能丢，但体现于外者要“和”。也就是内心主意要坚定，但露于外的神情要和柔。《虞书》中也说：“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直”要本之于“礼”，否则，就是张狂放肆，傲慢无礼，越出正道。叶适就说：“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见《宋元学案·水性学案上》）。礼之本为和，本之于礼，也就是救之以和。
“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消详斟酌之尔”（吕本中语，见《宋元学案·紫微学案》）。直是本，是常态，在不得已之下，为了避祸，饰之以和。但“和”不能是丧失内心“本真”的伪饰，不能偏离正直之道。为了和，对内心的本真加损伪饰太过，也就偏离本真，失去“直”了，“君子和而不流”（王廷相：《慎言·作圣篇》）。马一浮就说：“圣人有以知凡人义理之性，唯是正直。而其气质之性，不出刚柔，故乂用之道，在使刚柔同归于正直”（《复性书院讲演录》）。救刚直以柔和，要避免二极之弊，以达于“中和”。“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周敦颐语，见《宋元学案·濂溪学案》）。
救“方”以“圆”。明代有人说：“置身天地间，平平铺去，不见崖异，方是为己之学，学者好说严毅方正，予思与造物者游，春风习习，犹恐物之与我拂也。苟未有严毅方正之实，而徒袭其迹，徒足与人隔绝。”严毅方正拒人于千里之外，人不亲则道不行，是以要救“方”以“圆”。杨时也说：“物有圭角，多刺人耳目，亦易玷阙。故君子处世，当浑然天成，则人不厌弃也”（见《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正如《易》中语“内文明而外柔顺。”但“直”“方”是本真，“和”“圆”是策略，有内外、本末、真假之分。魏禧在《答陈元孝》说：“浮沉二字最是难为。浮者便浮，沉者便沉，独浮沉之间，稍方则忤人，稍圆则失己。”不得“丧己”，圆滑者随世浮沉，其实“无己”。救“方”以“圆”，为的是不使“忤人”。“义方以别群宜，智圆以周众志”（王廷相：《慎言·作圣篇》）
现在社会，道德沦丧，骗子充斥，因财害义之事遍地丛生。究其本源，还是对人类应有的美德缺乏敬畏笃行之心。所以发扬传统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有迫切积极的现实意义。“敬以直内”是存养，把人类应有的美德植于心中，敬以养之，笃信不移，生敬畏之心。不敢亵渎、怠慢、加损、委屈，做到心正。“义以方外”是行，遵循植于心中的行为规则行事，不敢欺蒙出轨。这样，才能恢复纯朴、诚信、和谐、有规则的社会氛围。
人们在工作中消极怠慢，其实也是对工作，对他人，对自己的事业不能敬重，不能笃信行事。“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有益于培养人们的敬业精神，养成勤勉、诚实、一丝不苟的品行。
作为家人，将尊老爱幼“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就会是奉养尊长，慈爱儿女，勤劳负责任的家人。有益于家庭的完整、和谐、温馨。
由此可见，“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