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郑武公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韩非子《说难》）

 郑武公想攻打胡人，但是他不说。关其思看出了郑武公的想法，于是就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说出来。结果却被郑武公杀死。

关其思是聪明的又是糊涂的，聪明在于他分析了两国形势，看到了国家利益的趋势，知道郑武公攻打胡人是必然的。糊涂在于他没能看懂郑武公的虚伪狡诈，没有警惕郑武公的险恶用心。郑武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让胡人相信郑国是自己的兄弟，从而放松警惕。此举是郑武公攻打胡人的障眼法。

关其思洞若光火，明察秋毫，能够分析出客观形势，在朝堂之上，不做掩饰，冲口而出，以至被当作了一场阴谋的工具，充当了君王连环计上的一个棋子，丢了性命，可惜可叹。

智子疑邻说的也是这样的事情。宋人面对儿子和邻居同样的分析，却认为儿子聪明，邻居可疑。邻居在进言时，根本就没有得到宋人心理上的接受。没有得到对方的信任，便一股脑的将知道的事情全盘端出，事情成功，对方不会记得你的功劳，事情失败，你便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因为亲疏远近不同而态度迥异。交浅不可言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身份不同，位置不同，受到的待遇就会不同。

“此二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知道事实不难，当说还是不当说，在什么时候说，是否说到对方心坎上，换言之，就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让对方说实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说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跟人交流沟通。因此，急事，慢慢的说；大事，清楚的说；小事，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谨慎的说。对于特定对象的进说，更要小心谨慎。摸清底子，找对法子，弄懂路子，说到心坎子才是关键。

当然，历史上会说话的人也有很多。比如烛之武。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危在旦夕。面对强大的兵力，烛之武只身一人面对秦伯，陈述利害，最终瓦解了秦晋联盟，让秦师退了兵。烛之武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烛之武抓住了秦王趋利避害的心理，把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他是为郑国利益去见秦伯的，但是他不慌不忙，既非据理质问，也无祈求之意，相反，他站在秦的立场上，分析亡郑存郑对秦国的利弊。亡郑，会因为增加邻国势力，而削弱秦国力量，对秦不利。而存郑，郑国会成为秦的东道主，为秦提供方便，对秦有益无害。一利一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推心置腹，头头是道，不由秦伯不动心。

当初，秦国之所以出兵，一是和晋国联盟，二是想从中得到好处，扩展自己的势力。当他明白亡郑对自己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必然不会贸然出兵。烛之武正是抓住了秦伯贪利的心理达到目的的。他说的委婉曲折但又面面俱到，层层紧逼但又句句在理，站在秦国立场上但又处处维护郑国利益。不卑不亢，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

另一个会说话的是触龙。秦国在赵国新旧交替，国内动荡不安时，一举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危在旦夕。无奈之下，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提出要长安君做人质才肯发兵，赵太后很生气，谁都劝不了。还说“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面对太后和大臣们争执不下的尴尬场面，触龙出面了。

他善于察言观色，避其锋芒，面对怒气冲冲的太后，他不提长安君之事，只是拉家常，问饮食，关心太后身体，缓和气氛，一下子拉近了与太后的心理距离。随后，又迎合太后的心理需求，为其幼子申请职务，表现出对幼子的怜爱，这又使他成为太后的同盟和知音，达到心灵上的契合。“怜爱幼子”，是赵太后拒绝长安君质齐的根本原因。触龙很好的抓住这个关键点，投其所好，循循善诱，终于使太后改变了主意。

进说者要懂得察言观色，懂得进说对象的心理，只有懂得他的所想所思，懂得他的真实意图，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韩非子认为，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意思是，进说的困难，不在于才智够不够，辞锋够不够，也不在于能否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而在于是否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

比如，他慕高名，你说厚利，就显得你节操低下，俗气难耐；他求厚利，你说高名，就显得你毫无心机，不切实际。他既重名又爱利，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你若看不清对方真实意图，贸然进说，必然会轻者被疑，重者被诛。可见，进说需要技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