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夏天，山东登州发生了一起“杀夫案”。

案发当晚，村民韦阿大正在自家田头的窝棚里酣睡。不想有人潜入，捅了他十刀，还剁去了一根手指。韦阿大深受重伤，奄奄一息。幸亏被早起耕作的村民及时发现，把他抬回了家中。

新婚不久的妻子阿云打开房门，看到浑身血迹的丈夫，露出了厌恶之情。

事情很快报给了官府，县衙派县尉前去勘察。一番打探后，就把怀疑对象锁定在年轻貌美的阿云身上。

阿云被带到县衙。这小娘子是个新手，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差役，一字排开的刑具，几句话问过去，她就心理防线崩溃，供认自己就是凶手。

阿云杀夫的原由让众人惊掉了下巴。这起“杀夫案”，即没有潘金莲杀夫中西门庆那样的奸夫，也没有李昂小说《杀夫》中的家暴。她仅仅是因为丈夫颜值太低，不想和这相貌丑陋的家伙共度此生罢了。

阿云杀夫案轰动了登州府。大宋法律规定，“杀夫”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不论是死是伤，都要处以极刑——斩首。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看这活色生香的小娘子如何被斩于刀下。

但审判结果让众人大失所望，阿云只是被流放2500里。于是群情激奋，各种污水都泼向了登州知州许遵。

宋史称许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他不仅中过进士，还中过制科中的“明法”科，当过大理寺（最高法院）的详断官和审刑院（中央司法审核委员会）的详议官，在大宋算是法律专家了。

许遵初审时抓住了一个关键，那就是阿云和韦阿大夫妻关系是无效的。原来阿云是在母亲去世不久就嫁给了韦阿大，而宋朝法律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是禁止嫁娶的，因此阿云和韦阿大之间不存在夫妻关系。也就是说阿云不是“谋杀亲夫”，而是“谋杀路人”。

许遵还认为阿云有自首情节，可以减刑。大宋的“自首法”有一种叫“案问欲举”，就是嫌疑人经过官府审问后主动招供的，也被视为自首。“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坐之”，而大宋“谋诸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减罪二等，所以就判流放2500里。

登州府的初审意见递呈大理寺复核。大理寺认定阿云“谋杀已伤”罪名，处以绞刑。此时已是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慈悲为怀，法外开恩，免其死罪，判终生编管。

大理寺的复核意见以及宋神宗的批示都下发到登州府。虽然阿云免于一死，但许遵不服，拒绝执行中央命令。他要皇帝给出一个说法，明确支持自己的判断。

这次是刑部参与了复核，结论和大理寺完全相同，还追究了许遵的审判不当责任，应缴纳罚款。

而此时许遵已调离工作岗位，成为大理寺长官。这大法官刚一上任，就被人扇了一个大耳光，这让许遵情何以堪？

而御史台的一帮人也看许遵不顺眼，这么一个“胡判”怎么也配担任大理寺长官？

许遵自是大大的不服，他奏请皇帝，将此案交给两制谈论。于是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搅合进来了。

两人的参与并没有让事态平息，反而争锋相对，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司马光支持大理寺、刑部的意见，而王安石则站在许遵这一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阿云是否适用自首减免刑罚。

司马光等认为阿云不能适用自首减免刑罚，遵循的是《宋刑统》里说：“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列”。

而王安石则遵循《嘉祐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认为阿云适用自首减免刑罚。

在多次讨论之后,宋神宗选择支持许遵和王安石的判决意见，并于同年七月颁布诏书：“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然而宋神宗的诏令并未贯彻执行。 御史中丞滕甫对此案判决结果持有异议,请求再次推选官吏进行评议。宋神宗便将此案交由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评定。

这三人的看法基本和王安石一致，于是宋神宗又下诏，结果是又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再议——下诏——反对，循环往复。为这小小的案件，宋神宗竟下诏四次，让宋神宗不胜其烦。

最终，宋神宗以敕令的形式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阿云逃出生天，王安石等取得胜利。

司马光一直惦记着阿云案之耻。风水轮流转，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司马光成了宰相。他又翻出阿云案重申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请求下，宋哲宗下诏:“ (谋杀已伤及) 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此时距离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书,已有十七年之久。

但司马光终究并没有杀死阿云，宋朝的正史、野史此后再没有记载阿云的一点消息。前几年，天涯论坛的神贴《时隔19年，司马光终于杀了那个叫阿云的女孩》，纯是当代无良写手为搏眼球，泼在司马光身上的脏水。

阿云案又被称作阿云之狱，这起小小的案件，竟牵动了诸多法官和诸多名臣（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富弼、文彦博、 唐介），还惹得宋神宗连下四诏，争论了十几年，在当时影响的确不小。

即便是今天，在学术界，“阿云之狱”也是热门话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孰是孰非？“阿云之狱”是法律之争还是政治斗争？国家制定法律应该重刑还是宽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