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剧《枣儿》思考中国现代社会的城乡嬗变
文/曹永兵
学习完当代剧作家孙鸿的话剧《枣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故土家园的分离，也预示着精神家园的沦陷。经济的迅速发现，也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比如亲情的淡漠，比如道德的沦丧。但总有一些人在坚守，这些人是我们社会的希望。
小品剧《枣儿》是新时期戏剧百花园中一朵盛开的小花。全剧运用象征手法，围绕“枣儿”展开情节，描写了老人和男孩之间的一段亲切交往，表现了老人对儿子、男孩对父亲的深切亲情，反映了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
以农耕文明起源的古老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被依附在土地上，中国社会的的构架和价值层次相对是稳定的。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秋收冬藏，随遇而安，也形成了传统的中国人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有意识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农民永久依附于土地，他们不希望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祸乱和不安。中国人的迁徙，往往是迫于战乱、灾荒或者政府行为的移民。比如北宋靖康之变，比如明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一步移民搬迁史，就是先民的血泪史。你仿佛能感受到胡人奴役下皮鞭的阵痛，你仿佛能看到大漠孤烟下的西域驼队。除此之外，人们都希望安定下来，繁衍生息，代代血脉传承。
进入现代文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迅速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越来越开明，人身的束缚也逐渐松弛，于是大量的原先依附于土地的青壮年劳力选择了去城市闯荡。就像我在拙著《为爱走来》里的文章写到的：
改革开放的深入，已经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年轻人不再依附土地，城市成了他们的名利场和冒险乐园。于是，以姓氏维持的宗法家族在农村几近瓦解了，人们忙于挣钱过日子，无暇顾及其他利害关系。在农村，很少看见本村人私斗打架了。农村成了一个天然的无人看护的“养老院”。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在老槐树下日日呆滞的盼望着他们漂泊在城里的亲人。
节选自《为爱走来》（作家出版社 第100页）
于是，随着人口的变迁，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而来。《枣儿》这部戏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老人的儿子住在城里常年不回故乡，小男孩的爸爸撇下乡村的糟糠之妻和孩子，在城里又有了一个家，留在家里的是无助的孩子、孤独的老人和那“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的怨妇。老人只有坐在枣树下回忆儿子小时候的天真可爱，却没有说一句儿子现在城里生活的境况。好也罢，坏也成，老人关心的是儿子何时回来。孩子母亲盼望的是爸爸的回心转意。
男孩：我娘说，出远门的人有时候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只要家里人天天喊，他早晚会回来的。
故土家园的丢失，道德的沦丧，也导致亲情被撕裂。戏剧的结尾，老人和小男孩一起呼喊，翘首期盼，状如雕塑。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无助的悲哀：亲情的回归，到底靠道德的约束还是人性的自觉，让人感到无比的苍白和无助；爱情的重归于好和家庭的圆满，要靠什么来修复？还能回到当年的初心吗？
真的，细细地读这篇戏剧，你会发现内心无比伤痛？以至于我写到此处，双手在颤抖。初春的夜晚，无比的寒冷，但我也想在这寒冷的夜里，祈求黎明和温暖快来临......
2019年3月11日于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