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说，要和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交流，这样才有话题可聊不会觉得无聊。并且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交流还可以减少沟通成本，可以及时的达成共识。
然而事实上如果你的段位足够高，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中找到一个价值观相同的人的可能性就越低，更多的只能如萨特所说:
他者即地狱。
所以，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想:和相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相处真的重要么？
仅仅和兴趣相投的人相处，世界就太单一化了，世界不止是你的小圈子，努力和更大圈子的世界发生关系会更有意思。
同时，和价值观相同的小伙伴在一起讨论问题往往跌入同一个陷阱里，如果此时有来自不同价值观的人说出一句对他来说很浅显的话就可能解决大问题。
在外挂电梯发明以前，一家酒店由于楼内面积不够安装电梯而苦恼，正在焦急之时，旁边的清洁工却一语道破天惊，提出了外挂电梯的想法，从此，外挂电梯逐步被设计出来，流传至今。可见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们往往精神不生活在一个世界，多和不同世界的人交往，能擦出奇妙的火花。
在更高的层次上，接触价值观不同的人，有助于反省自我，使自己更加完善自己的底层逻辑，在哲学上使自己的思维体系更接近于世界的运营规律。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本质上就是防止价值观定型从而产生偏见，正如罗素所说
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的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
为了撇清自己的无知，唯一方式便是一无所知，正是有抛弃固定价值观而认清自己一无所知的自信，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无所知。
抛弃价值观的束缚不仅仅真对作为个体的主体，在抽象概念的主体上更有巨大作用。从而推动者符号世界的物质载体的人进行活动。从古至今很多主体之间的核心矛盾就出现在不同的世界观上，由此甚至引发战争，仅仅为了证明价值观的唯一正确引发多少朝代更迭，又有多少生命因此牺牲。如果这些主体（主权国家）能够宽容不同的价值观，那么令人惊悚的战争和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可能一定会有所降低。
然而自从“上帝”阻止人类修建巴别塔以后，人类之间的宽容就越来越少，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在因此在犯错误，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阻止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期中最为恐怖的便是精神上的保护主义。
我们用“批判”来定义自己和世界并且划清界限，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价值观分离，对于一个国家，是意识形态的分离。杨奎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中曾这样评价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此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成为一国成熟的标志。由此可见，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行为绝对是倒退。对于一国是精神文化上的萎靡，经济实力上的乏力，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思想上的偏见，生活的低质量。
由此可见，面对各种层次上的主体时，把价值观毁掉是一个前进成长的方向，怀抱着固有的认知是会失去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