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篇》回顾总结之三（12-24章）

第三，直入心灵——品悟生命

这一部分，主要谈孔子高贵的精神品格。

据说，贝多芬当年在完成了他的第九交响乐后，别人问他具体感受是什么，贝多芬没有说话，他似乎无法用言语表达，他只能再弹一遍。别人再问，贝多芬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一定是一种直入心灵的美。

《述而篇》第十四章，“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及第十二章“从我所好”，这些都是讲人的格局和境界问题，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就没有精神的高格，哪里会有这样的心怀？

“在齐闻韶”章，所展现的是“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钱穆先生），强调的是儒家格外重视的“乐教”。艺术的陶冶，对于道德境界的提升有巨大的功效，从孔子开始便为儒家所重视。

“子之所慎：齐，战，疾”。第十三章说孔子对于斋戒、战争、疾病三事持谨慎态度，这是孔子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不轻易言，即所谓“慎”。《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国家来说，兵战无疑是最大的事。可为什么“祭祀”摆在“兵”的前面呢？难道它比“兵”还重要？是的，因为“以祀礼教敬”，祭祀意味着尊敬，联系的是民众的信仰。《左传》的本意也是在强调“祭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为政者要“治国以道”，就必须树立民众的正确价值观念。只有人民有信仰，国家才会有力量。人们祭祀文庙，祭祀孔子，意味着信仰孔子儒家所确立和弘扬的价值观念。可是这里孔子却又把“疾”与祭祀、兵战并言，为什么？难道“疾”和“齐、战”属于一个层次的问题？确实如此。疾病，是人类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在儒家看来，身体承载着道，这其中所蕴含的儒家深刻的生命观与身体观，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人有了较高精神境界，就会关心民众，关心民生。

孔子所闻《韶》乐（十四章），这是大舜之乐。在孔子心目中，大舜是圣人，舜的政治治理是政治样板、是政治典范。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十五章），则是从仁的角度来谈政治。紧接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十六章），这是谈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十九章），孔子的“三忘”（忘食、忘忧、忘我）精神，也是在谈乐。这里的“乐”，讲的就是心灵深处的超脱外在得失的精神世界，孔颜之乐就是这样。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十七章）“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十八章），可以理解为代指六经（或“六艺”），相当于在讲“游于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承载着先王之道。《诗》，《论语》多次说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就是说《诗》。所谓“《书》以道事”，若问为政的大人君子如何做？答曰：法先王。《尚书》里边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关的事最多。关于“雅言”，有人说是周代的“普通话”，“雅言”就是通用的语言。推广文化，就需要雅言，这也意味着使命担当。孔子作《春秋》寄寓了“大一统”观念。“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以一统为尊，所以《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即《诗经》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统一的政治需要统一的文化，也需要统一的语言。孔子教学用雅言，孔子的私学，有人说应该叫“民学”，即民间学术，它与官学相对。民学和官学只是教学主体的不同，没有内涵的不同，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官学是什么？官学以诗、书、礼、乐教人，孔子也“以诗、书、礼、乐教”，诗、书、礼、乐代表了六艺。“子不语：怪、力、乱、神”（二十一章），不就是主张“游于艺”吗？一个人习正学，游文于先王正典之中，就不会语“怪、力、乱、神”，就不会“攻乎异端”，就不会“索隐行怪”。

“我非生而知之者”（二十章），强调的是孔子对人的“知”的四个层次的划分：“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孔子更看重“学而知之”，尤其强调“好古”，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形成了中国人特别浓郁的历史意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二十二章），讲的是怎么学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孔子的学习观。除了向书本学习，向历史知识学习，还要向他人学习。这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也是一致的。学，要达到什么格局呢？要收获一种使命感。“天生德于予”（二十三章）就是一种使命感，是一种天命之性，一种天德，一种神圣感。孔子对文化使命有一种“神圣”体认与自觉意识。这种宗教精神，正是古今中外的伟人应对危难、创造伟业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支柱。“斯文在兹”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这部分最后落脚点在“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二十四章），我怎么做，你们都看得见，孔子坦荡荡，对弟子实心相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