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教育中乡土文化缺失的研究
-----基于教师的视角
中国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乡土的社会，著名学者费孝通曾用“乡土中国”这四个字对我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了精辟的概括。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的根本性质。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中国儿童的生命成长和教育而言，与之生活息息相关食物乡土文化仍然是其生命的底色和教育可能性的基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教育却显得急功近利，在新的价值观还未形成，而传统的乡土文化孕育的价值观有已经被抛弃的情形下，教育最终培育出了许多“无根”的人。这些人的声明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从而也是与教育的初衷和本质相背离。
教师自我的迷失
教师是教育得以顺利展开及教育质量得到保障的关键，无论何时，对何种形式的教育，教师都处于核心的位置，特别是对于当下的乡村教育而言，乡村文化的空虚化，荒漠化使得乡村少年整体上失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的孕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未来的精神成长更多地甚至是惟一的希冀就寄托在乡村教育这块“绿洲”之上。“乡村教育需要承担乡村文化虚化后给乡村少年成长留下的精神空白，全方位地抚慰孕育乡村少年的生命肌体，培养他们完整心性与情感“。因而，人们普遍 对乡村教师赋予更高的期望，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他们还要承担起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乡村社会精神的保护和引领的作用，他们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者，而更多的是一个乡村社会的文化领头人。
传统的乡村教师事实上承担着教育者和文化引领者的角色。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教师的身份及其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迫使乡村教师一步步从其生活的周遭环境中脱离出来，迫使他们站在了生活其中的乡土文化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了当下乡村教师处境的异常复杂和艰辛：他们就像处在“洪流“之中，各种力量的撕扯导致了乡村教师的自我迷失。由此可见，我们当下对乡村教师所谓的“严要求，高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是对乡村教师自我的回归，是对乡村教师复归其本质的“乡村意蕴”的呐喊。
一离开农村环境下的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的成长经历
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的成长是广大乡村教师成长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具有普通乡村教师的特点，而且由于其作为语文教师的特征，使得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群体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方面，在乡村教育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从整体上而言，当下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所存在的乡土文化之间矛盾和冲突并不仅仅是一个现时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这里指的是: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乡村教育现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的演变。从教师个体来看，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目前所存在的自我迷失的生存状态，也是其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在与乡土文化及其国家主流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慢慢形成。因此，要了解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目前生存的根源，就不得不追溯到其成为教师之前的成长经历，只有把他们成为乡村小学语文教师之前和之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分析，才能理解他们烦恼的根源。
绝大部分乡村教师出生在农村，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或者换言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能真正在乡村扎根，长期工作于乡村的教师大多数是农村出生。虽然现在有一些城市孩子以支教等形式有过乡村教育经历，但那都是短期的行为，真正能留下来的寥若星辰。因而，分析这些农村出生的孩子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了乡村教师的岗位，理解他们出生农村又为何一步步远离乡土文化的生活境遇，并最终造成了他们生命本身的矛盾与冲突，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上学之前的农村孩子是个完全的“农村人”，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左邻右舍的喧闹声和逗笑声中长大，在听着大家的话语中学会说话，在脏兮兮地板上爬来爬去，并慢慢学会走路。长大一些他们就开始在父母的吆喝中学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开始在劳动中懂得一些大人的事情，并在与小伙伴的游戏中学会了与同龄人的交往。这时的孩子们与乡村世界极为熟悉，极为融洽，最多是对过重的农活有点埋怨，但他们通过偷懒，撒谎，并在大人宽容的眼神中得到消解，他们能理解也能接受干活时农村每个孩子的宿命。
上学是农村孩子生活的第一次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身体上，学校在时间和空间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离开劳动的机会。过重的体力劳动对每一个小孩子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而且对身心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上学之前，他们经常只能通过偷懒或撒谎来逃避劳动，并因此而经常挨骂挨打，但上学却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甚至由于农村对教育的重视，上学的重要性是排在劳动之上的。这样，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获得了体验另一种生活的机会，这对于从小就必须面对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村孩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学校生活保证了农村孩子的身体不至于被过早的劳动所压抑，因而是对纯粹农村生活的很好的调剂。
上学给农村孩子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来自心理，通过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他们开始体验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中人们不用体力劳动，享受着好的食物和干净漂亮的环境。从这种离农的教育中，农村孩子开始慢慢厌倦劳动，慢慢不习惯乡村的肮脏和落后。
乡村孩子身体和心理在教育中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总体上来说，从小学到高中，由于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农村或被农村包围的小城镇完成，他们在上学之余还必须经常参加乡村的劳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空间仍然和生养自己的农村相联系，因而受农村文化的影响比较少。在他们的心理，城市生活虽然已经让他们心动，但还停留在梦想和追求的阶段，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在过去，大部分乡村教师都是由这样一些高中或中师毕业生组成，这些人“当他们认同，都不存在太大的困难------他们选择了‘农村化’。“ 这部分人能够融入到乡村社会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他们所受”离农“的教育还不足以把他们的乡村社会中”连根拔起“，而且国家也没有赋予他们脱离农村的身份和地位，成为“农村人”是他们在现实面前所做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说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处在量变的阶段，那么考上大学就是一次明显的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使得他们真正走出了’农门“,他们的未来已经被定性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而完全脱掉了“农村人“的帽子，他们的未来目标是拿工资而不再种地；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来自于他们真正远离了乡村的生活，大学的生活和中学生活完全不一样，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他们再也不用参加农村的劳动，他们大都背起铺盖高兴地朝城市奔去，梦想着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宿，而不再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农村。
如此看来，我国的乡村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离农”教育，它始终拽着农村孩子离开生养他的地方，他始终要通过教育使农村孩子洗去农村的“土气”。整体上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越明显。这样，乡村成为了教育要改造，要抛弃的对象，而通过这样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如果有朝一日又不得不回到农村的 ，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失望和苦恼会有多少。
二乡村小学语文教师身份的冲突与尴尬
从乡村出发，然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工作，乡村教师和乡村生活之间本来不存在融合的问题，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前面所言，由于他们从小所进行的教育都是一种“离农”的教育，他们的身心已经离开农村太远。对于考上大学并梦想着在城市里扎根的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回到乡村社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失望甚至是耻辱之感。这既有乡村教育贫穷落后，条件差，教师工资低等物质上的因素，更本质的原因是文化的冲突在乡村教师身上的 反映：乡村教师成为城市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边缘人，在城市人看来，乡村教师依然是一个农村人，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与城市相差太大;而在农村人看来，相差教师又像城里人，因为他们不做农活，远离乡村的事物，不关心乡村生活，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学者城里人的一套。就这样，乡村教师被看成是生活在乡下的城里人，既不被乡下人接受，又仍然被城里人当成乡下人看不起，两种文化的冲突在乡村教师身上集中，导致了乡村教师对自我认识和定位迷失。
与传统的“农民化“的乡村教师不同，现代的乡村教师要像“农民化”，要想被乡村社会当成“自己人“或“村里人”并非容易的事。费孝通先生认为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土地依附，要生根在土里，在农村中要有自己的土地。传统的代课教师或民办教师本身就是农业户口因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尽管一部分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从户口上属于“非农业户口”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但是作为农民家庭的成员之一，他们任然是家族共有徒弟的实际拥有者和劳动者，所以他们依然都“生根在土地上”。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到当地的亲属圈子。传统的乡村教师的配偶多为当地农民，这种半边户在过去非常普遍，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拥有了一份与配偶共同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婚姻而进入或者是进一步扩大和稳固了自己在当地的亲属圈子。可以说，“土地依附和婚姻关系共同决定了农民化的乡村教师最终只能选择继续扎根农村并成为乡村社会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正因为传统“农民化”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对土地，对农村生活保持了自小以来的敬畏之心，进而表现为对乡土文化的高度认同。这些乡村教师受制于土地和婚姻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对农村无法割舍，也无法实现流动。他们事实上就跟普通的农民一样，接受了“生于斯，死于斯”的命运安排，他们满足于农村的状况，遵守着农村社会的一套乡规民约和伦理道德规范，并积极地加入到农村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这充满着乡土情怀的传统乡村教师，由于自身在农村社会的文化优势，使得他们在融入乡村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乡村社会共同体中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不仅通过教育传承乡土文化，而且通过教育传承乡土文化，而且在学习与进步中创造新的乡村文化，从而成为传统现存文化的引领者和创造者。
然而，这类传统的额，与乡土文化融为一体的“农民化”乡村教师已经成为历史，经过几十年的更替，现代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市民化”的乡村教师，这是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认识和改造的基本方向，从对当前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的分析来看，国家对教师的“市民化”改造不仅使得乡村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两种文化的冲突带给了他们深信的冲突和矛盾。
现代的“市民化”乡村教师群体接受过大中专院校甚至科研院所正规教育公办教师组成，因为长期接受“浸入化”的城市教育，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及习惯都带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因而，当他们进入到乡村社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时，国家并没有给他们找到一条疏通城市与乡村文化之间矛盾的路径，反而由于国家对乡村教师管理的不断强化，使得两者文化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并在乡村教师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中体现了出来。
（一） 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社会身份的迷失
如前所述，传统的乡村教师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即无论身处何方，他者与自身都会将自己视为是乡村知识人，因而，作为乡村教师就不仅仅只是从事一般性的教书育人，他们也会把广泛参与本地的额日常社会事务活动视为自己应尽的职责。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建立，随着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渗透，乡村教师和城市教师一样，作为一种职业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乡村教师的任命，考核，调动，解雇，报酬，数量与质量等越来越依附于政府，乡村教师已经成为“国家干部”身份，从而被政府从乡土社会的空间中隔离开来，失去了过去那样与乡村社会的广泛联系和互动。这样，乡村教师逐渐失去了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却被国家硬生生地从乡土社会中拔出，导致了他们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正是国家这种对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的法定建构才使得乡村教师越发脱离乡村与乡民，继而异化成为政府管理的”“犬儒’.因为此时，其身份是固定的，他们的额身份与国家干部相当，其教育教学活动受制与制度政策，广大乡民此时也会从客观上将教师的这一身份确认为是国家权力在村落的自然延伸。”
然而，“国家干部’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其生活于乡村社会的现实；对于积极寻求市民化的乡村教师而言，因为工作场域的限制，他们只是部分地具备了市民的特征。所以，按照严格意义来讲，他们仅仅是半市民化，即他们处在一种没有彻底融入城事社会的状态，或者说是“城市化的不彻底状态”。而且，由于国家的教育体制是以城市教育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又决定了乡村教师在国家体制中边缘人地位，最终导致了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和冲突：乡村教师既不把自己认为是教师，也不将自己看作是农民，既不承认自己是村里人，也不敢将自己视为城里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迷失以及造成的对乡村教师的忽视，对乡村教育的影响深远。
（二）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文化身份的丧失
中国传统的乡村教师被称为“先生“，”先生“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乡村社会中不仅仅被看作是自己子女智识的启蒙者和知识传授者，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道之代表，礼之化身，德之典范 “。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乡村 教师与当地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他们通过教育不断传承和发展着乡土文化，也通过知识成为了乡村文化的权威。因而，对于传统的乡村教师而言，教师身份往往只是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延伸，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下一代的教育，还需要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先生们“通常为村落中之文化人，不仅才学过人，而且深谙民间礼仪，在村落需扮演各种重要角色。因此，”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与乡村乡民的日常生活是融为一体的。
随着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延伸，政府对乡村教师的资格认定，管理的不断加强，现代乡村教师逐渐疏远了乡村社区，乡村教师几乎成为一种与村落隔离开来的特殊国家附属群体；一方面，由于乡村教师的任命，考核调动，解雇，报酬，数量与质量等越来越依附于上级的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乡村社会失去了与乡村教育体制的而联系。这样，乡村教师只对上级负责，只管如何应对城市的那一套教育方法和原则，根本无心也无力去关注乡村的日常生活，他们虽然生活在农村，却对乡村的那一套文化体系，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越来越陌生，他们已然无法理解乡土文化的精髓，还谈何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威；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教师对农村的日常生活不管不顾，农民们也渐渐改变了过去对乡村教师的敬畏之情。在村民看来，现代的乡村教师只是在自己孩子想学点知识时才是有用的，并不会成为所有村民的精神依赖，甚至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的对立面。这样，教师由于被剥夺了文化的身份而导致其地位大大下降，并在自身与村民的恶性循环中与传统乡土文化愈加疏远和对立。
现代乡村教师带有浓厚的城市文化憧憬和情节。然而，对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他们来说，这种城市情节只能通过定期“朝拜”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融入城市文化当中，却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现代乡村教师因尚处于对城市文化的追随与模仿阶段所以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而独立的阶段文化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必要材料，这对处于失控断裂之中的城市化乡村教师而言，其身份建构所需材料来源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决定了其身份认同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因而，他们就像悬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根的存在，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三 ) 乡村小学语文教师职业发展中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失落
乡村教师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就其本质上而言，应该同时具有专业性与公共性双重属性，即他们不仅关心自己教育专业领域之内的事情，还关心事业领域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问题；一方面，乡村教师以探求未知，发现真理，教育下一代为天职。他们是人类文明在乡村的诠释者，启蒙者，传承者与领导者，因而，享有自由，独立与标新立异的权利；另一方面，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也要以面向大众为价值取向，具有反思社会并引领乡村社会进步的自觉。他们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农村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农村社会环境和农村人的素质存在无法割除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很长一短时间里，我们的乡村教师都兼具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性质，他们既通过教育把知识传递给乡村孩子，为乡下下一代的素质发展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成为专业知识领域的权威，又通过与乡村生活的融合，通过对乡土文化的介入和引领，扮演者乡村社会公共精英的角色。传统乡村教师由于积极参与乡村教育与经济社会建设，其价值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从而也使自己获得冲高社会地位与文化凝聚力。
然而，现代城市文明与教师专业化使乡村教师远离自我，远离乡土文化的根基，逐渐退出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他们之于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日渐式微，导致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失落。
在现代教育狂潮中，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完全被纳入一个与城市无差别的，趋同的专业化模式之中。乡村教师的发展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专业性问题，他们的责任，权利，义务，意识与行动一直局限在与专业性有关的事件上，从而失去了乡村教师本应有的丰富性。有人把这种教师专业化的取向称为“使教师的存在呈现为象征性，区隔性，原子性”。这样，现代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被完全局限在了主体外部的技术力量的设计之中，这种技术的设计在基本取向上并不以乡村教育和教师为本，而是基于控制和推进现代化，城市化为目的。上级和城市化的强大外部力量通过掌握资源和权力，迫使乡村教师不得不唯马首是瞻，一步步从乡村社会的中心脱离出来，不断向城市化的专业性教师努力。然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由于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为主题建构起来的现代教育体系中 一直缺乏话语权，从而导致自己的专业化任务不得不依赖掌握教育学话语权的城市教育理论专家，其结果却使自己始终边缘甚至孤立于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被引入一场几乎没有终点的追赶城市教师的文化苦旅。他们被迫听从于那些远离农村，，根本不了解农村仅以权威自居的专家，不得不忍受专家对自己教育行为进行诊断，把脉。乡村教师就像一个在荒野正失掉母亲的孩子，跑得越远，掉队也越远。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就一直没有达到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达到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教师‘ 素质标准’ ”。
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专业性发展要求，对乡村教师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并对乡村教师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这种所谓的专业性要求，由于是建立在外在的强制基础之上，使得乡村教师本身的专业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乡村教育真正的活水源头在于乡村的生活和文化，因而，乡村教师的专业性高低正在于其对乡村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正在于其作为乡村教师的文化独立和自信。然而，现代乡村教师却不得不被迫远离自己生活的乡村，被迫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逐渐成为城市文明和现代教育体系的传声筒和奴仆。
其次，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专业性发展要求，使得乡村教师被硬生生地从乡土文化的肌体中撕裂出来。由于他们利益被紧紧抓在了乡村以外的政府和城市专家手中，他们与乡村失去了以往的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因而也失去了以往的作为文化权威和引领者的角色和功能。乡村成为他们急于挣脱的束缚，乡村不再与他们相关，他们也不再对乡村负责。笔者以前所在的某小学语文教师马顺祖祖老师所述:”我是一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过去初中毕业，就在这所学校当民办教师。在过去，我按着自己的信念，实行我对学生的教育，在语文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我们乡村极富特色的文化，学生很满足，我也很快乐，尽管我的收入微薄，我觉得作为一个乡村语文教师很快乐，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新课程改革，我不得不追随城市步伐，可不管我怎么努力去适应城市化，总觉得无法在乡村世界里完全按城市化体系实施教学。更为糟糕的，我就像一个悬浮的颗粒无法上升，更不能降落。就这样，我逐渐在城市化洪流中迷失了自我。“
这种对乡村文化反省意识与乡村社会责任感的日渐式微是现代乡村教师公共性普遍缺失的反映，也是造成目前乡村文化异化与乡村教育没落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转自：《新时代教育》作者：刘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