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后，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新闻时事、文化娱乐、聊天会话、线上购物和学习工作等都可以用手机完成，而手机打电话的主要功能倒是用的越来越少，只有正式的商业往来、业务联系和工作安排等工作需要才打打电话，电话用的越来越少，似乎有逐渐淘汰的趋势。看着通信手段便捷和多样化，在感慨信息革命的同时，不由的想到三十多年前自己参加工作时，为了打电话，闹出的许多笑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察右中旗职业中学当了一名化学老师，初到学校时，由于对学校不太熟悉，很注重自己的言行，刚从学校走到社会，一切都陌生和新鲜。同学间为了相互了解毕业后的动态，联系很频繁，外地的同学都是写信联系，本地同学，也只能到了休息时才会见面。
那时学校已经有了电话，记得校长办公室和教导处之间隔着一堵内山墙，这了安放这部电话，学校在这两间办公室的墙体上打了一个正方形的洞，为了不影响两个办公室的工作，在两边都安装了小木门，电话就放在这个正方形洞内，来电铃响时，两个办公室都可以打开木门接听，同样打电话时也是如此。
那部电话机是浅黄色的拔号电话，拔号转盘下对应着透明的塑料上镶嵌的0到9十个黑色的数字，根据电话号码的数字，转动相应的拔号盘。学校为了防止电话私用，教导处和校长室墙壁上木制小门都上了锁，只有接听电话或学校公事拔打电话，才会开锁打开木门。
记得有一天，教导处忘记了锁门，我和另一个住在学校的老师进了教导处，看到墙壁上小门没有上锁，心想给同在中旗乡下的同学打个电话试试，于是我打开了教导处端的小木门，拿起了话筒，按照同学单位的电话号码拔了号。那时中旗还没有程控电话，拔乡下的电话需要当时的邮电局转接。拔号后听到话筒内传来一个女人冷冰冰的问话：“你是谁？”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只听话筒内传来金属般的回应：“你们单位只有校长同意才可以拔打乡下电话，让你们的校长接电话。”我一听需要校长同意，只得放下了电话。
十一月，学校合并了大南沟林场的职业学校，那天杨军老师（教导处主任）要去林场接学生，把钥匙交给了我，到了晚上，学生还没有接回来。我打开教导处，给火炉中加了点煤，看到墙壁小门没有上锁，想给另一个乡下的同学打个电话，打开小门拔了号后，话筒内又问我是谁，我没有一丝犹豫地回答道：“我是韩甫。”当时学校校领导仅有两人，校长兼书记刘应，副校长韩甫。
“你是韩甫，那你说我是谁？”话简里传出了促狭的问话。
“不管你是谁，你给我转接就是了。”这个女人管事真宽，我有点不客气地说道。
“你不是韩甫，韩甫我认识。”听着话简里女人的声音，李鬼遇到了李逵，电话是打不成了，我只得放下了电话。
周一放学例会时，韩甫校长谈到了有些青年教师打电话称自己是韩甫，没想到邮电局转接电话的话务员是自己的学生。让我在会场上好不尴尬。
我有两个同学也在职中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女同学拿到了教导处和小木门上的钥匙，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去了，没想到电话需要转接，最后没有打通。女同学不高兴地顺口一声国骂后放下了电话。正要离开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顺手拿起了话筒，骂声从话筒内像脱缰的野马冲了出来，女同学不甘示弱地对着话筒痛快地大骂了几句就摞下了电话。这一摞不要紧，电话铃每隔几分钟就刺耳地响起来，一直到夜晚十二点才消停下来。第二天，学校电话就被停机了，一直停了十几天才又畅通了。
记得有一次五一前，一个同学写信让我五一时去她家，为了确定准确的时间，只得在五一前一天打电话确认，打长途只得到邮电局。在邮电局的长途电话室打电话时被告知线路忙，需要等待三个小时。这个电话从早晨一直等待到中午才正式打通。
三十多年过去了，真是一转身光阴成了故事，一回眸岁月成了风景。那时的经历如苦涩的浊酒，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变成了回味无闻的陈酿。岁月催人老，愈老愈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