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属“读书官宦”子弟,饱读经书,熟悉“三礼、周秦诸子、史汉所述”,研习“归、方、惜抱诸家古文辞”。颇有撰述古文之才,被称为“梁溪七子”之一。
裘廷梁仕途不顺,壬午应江南乡试,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进趋。后潜心西学,投身维新运动。在此期间,组织“白话学会”,编印《白话丛书》。戊戌变法前后配合梁启超等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化思想宣传,竭力倡导白话文。曾创办《无锡白话报》,著作编为《可桴文存》。
裘廷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因此对文言之弊的认识也较为深刻。他认为,言文分离则无实学“,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从语言、文字的发展到古人对文字的运用等方面说明“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指出文字在开始产生时就是和语言一致的,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便天下之人,而非困天下之人”。后人只知“好古”,一味模仿“古人言语”,致使“文与言判然为二”,是文化之不幸,脱离语言实际的文言文弊病很多。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开宗明义:“今天下之人莫不曰:‘国将亡也,可奈何!’”在批判文言文弊病的基础上,裘廷梁明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新变法一开始就把语言文字的改革,与解救国家危难之事紧密联系起来。把白话文的地位提得高,把白话文视为维新之本。
在本文中,他反复论述“崇白话而废文言”的道理,并以“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效”“泰西用白话之效”、“日本用白话之效”,论证其论点的历史依据和文化依据,确认白话文是智民强国之根本。除了用“成周”,“泰西”,“日本”等实例证明白话文的实际功效外,并从理论上详细的阐述了使用白话文的八益,其中,除了“保圣教”表现落后的思想倾向外,其他多数的见解还是在不同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的。
他也有不足和局限性,裘廷梁把一切都归之于文言文的危害显然是错误的,但他能把文字语言的关系提到与政治改革血肉相连的高度,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批判文言文所造成的种种弊害,在当时来讲,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批判也比较有力。
虽然他大力提倡白话文,但他自己这篇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本身就是用文言文写的,这些现象很有讽刺意味。
大概可以看作是近代“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体现了裘廷梁的主张和以及当时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浓厚改良主义实质,本文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的反映,政治上、文化上的改良主义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