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治疗中，通过观察可以在很多方面使治疗过程进一步深入，观察在来访者家庭中发生的事，也包括觉察治疗师自身的内在体验。治疗师自身的躯体姿态、语调、能量水平以及相对于治疗家庭的自我定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家庭治疗中，为了使治疗持续，治疗师需要始终保持敏锐的自我觉察，并随着治疗的动态过程做出适宜的改变。同时，必须尊重每个个体和他们成长过程的独特性。治疗师不仅要在治疗中揭示来访者过去的成长过程和成长方式，还要帮助他建立一种更有力量、更健康的新方式，一个能意识到自己外在和内在过程的治疗师，更能够理解并映射出来访者在他成长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并强化个体在家庭系统中的体验，而不用受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在场的限制。这种强化体验的作用，使个体开始对自己更负责任。
家庭治疗最困难的地方是治疗师要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开展工作。另外，治疗师必须能够既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之中，又置身于此之外。因此，治疗师工作时最好与家庭成员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他可以将整个家庭纳入自己的视野范围，观察家庭的互动方式和沟通模式。此外，他自己所坐的位置应与家庭系统相协调。举例说明，治疗师会见一个有父母和五个孩子的家庭，当他坐在父母之间时，家庭成员间似乎能够相当自由的交谈，但实际上治疗并无进展。治疗师观察他们的模式，发现他们正通过表面化的交谈来掩盖真正的问题。所以治疗师让他们讲述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件，并让每个人描述事件的细节，包括所说的话和感受。当他们开始描述时，似乎每个人都参与了进来，但是治疗的气氛却又一次像纺轮那样停滞不前。这时，治疗师开始暂时停下来，去审视家庭系统以及自己的内在。他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混乱的感觉，并且意识到坐在父母之间让他越来越有压迫感。随后，治疗师张将这些信息呈现给这个家庭，因为所有信息都显示出家庭没有处理真正的问题。治疗师重新开始干预家庭系统，并试图对之进行扰动。
然后，治疗师让每个孩子轮流与他互换，去坐在父母之间的位置，并交流他们对此的感受。每个孩子都用语言或身体姿态表达出坐在这个位置上很不舒服。接着，治疗师向父母表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人都感觉到了在他们夫妻之间存在一些逐渐显露的问题。然后咨询师询问了他们每个人对此有怎样的体验。这时，治疗师再次检视自己的内在，感觉到此时如释重负。可以看到，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姿态和家庭中的能量受到束缚减少时，家庭系统更容易识别感觉信息。治疗在这里有了关键性的突破。随即治疗是让父母彼此面对面，开始探索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着什么。
当父母调整了位置，面对彼此并直视对方时，紧张感又出现了。治疗师意识到自己的手心正在出汗，同时发现其他家庭成员表现得坐立不安，回避或采取某种方式打断谈话。他再次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家庭系统，使家庭系统保持开放的状态。他向家庭呈现自己的观察后，询问他们是否感到恐惧或担心。两个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父母也证实他们的确非常紧张。于是，治疗师让他们向彼此描述这种紧张。正如你所看到的，治疗师总是不断进入家庭系统，有计划地打破系统中的规则，并扣动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以促进治疗的发展。因为家庭成员的防御很强，他们的外在表象无法揭示家庭的真实信息。因此，治疗师可以通过不断审视自己的内在来获得关于这个家庭的治疗信息。当治疗师发现他的内在体验与家庭的表象不一致或有矛盾时，他会在家庭中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或否定他内在信息的行为或沟通模式。当他发现支持他内在信息的行为在治疗家庭中出现时，无论是否引发焦虑，他都会对家庭施加压力，去促进进一步的探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家庭中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家庭中每个人都好像对其他成员隐瞒了很多秘密。父母被卷入“交换夫妻”的境遇中，而他们以为孩子们并不知道；比如丈夫和妻子各自都发生了周期性出轨，而彼此以为对方并不了解；孩子会经常对父母说谎，并以为他们可以侥幸不被发现。这些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个家庭成员都知道发生的事，但却从不讨论，好像他们都身处于密谋之中。结果由于家庭中这种巨大的愤怒感和挫败感而使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畏惧与疏远。
在另一个例子中，治疗师在与一个习惯评判的家庭工作时，忽然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与家庭中的父亲争论对错。如果治疗师的“第三只眼”发挥作用，他会意识到他已被这个系统所控制。这时，治疗师可以向家庭反馈这些信息，他会说:“看，现在我所做的正是你们对彼此所做的事。我在争论谁对谁错，而不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并处理你们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了你们的系统是如此强大，即使系统的规则对你们已不再适用，但你们想打破它的束缚仍然是极其困难的。”
另外，治疗师也必须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姿态、语调以及他相对于这个家庭的能量水平。要获得这种觉察，与家庭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如果治疗师也深陷于这个系统中，他就会支持并强化系统负性的过程。比如，一个家庭看起来非常压抑、沉重，治疗师发现自己很难为这个系统注入能量，他也会感到越来越沉重和压抑。如果他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他会变得愤怒、退缩或去攻击家庭成员，也可能会因为没能做出什么改变而感到内疚并更努力地工作。相反，如果他能跳出这个系统，他就可以将自己觉察到的内在体验作为了解这个系统的信息。然后他可能对家庭成员说:“当我与你们工作时，我发现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的姿势很沉重，好像你们没有收获进展或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这些都是我的错。我想知道你们是否也从彼此那里感受到类似的信息？”然后，他将这些发现反馈给家庭系统。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治疗师可以借此保持自己的边界，也因此帮助家庭成员离开他而独立，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正是他们对彼此无法做到的事。由此他可以阻止家庭系统的负性过程，同时塑造一个开放和探索的积极过程，因为他是在不评判、不攻击他们中任何人的前提下，运用自己进行观察和评论。
在评估和治疗方向上，伴随着逐渐浮现的家庭互动，治疗师需要不断反复核查自己的推论。比如，当他第一次会见一个家庭时，他观察到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是受限的:他们彼此互不接触，交谈时也不看对方；他们的身体姿态拘谨而僵硬；所有家庭成员的着装与那个被认为是家庭中的病人或干扰者的着装有明显的差异。家庭谈论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家庭成员（例如家中的儿子)和他对药物的滥用上。潜台词是如果儿子不在，家庭就会好起来，或者如果儿子从未接触过药物，他也会好起来。父亲说起话来就像在台上演讲一样，通常会看着天花板或外面的假想观众，而母亲在行为上是被动的，除非有人要求否则不会开口，即使回应，也是使用极微小的像小女孩一样的声音。女儿则像父亲一样指责，似乎比妈妈更像家庭中的妻子。而且这个家庭落座的方式，就好像儿子是在家庭系统之外的。
治疗师注意到所有这些因素，并在头脑中开始对可能的解释和治疗方向进行推测。他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推测:似乎在母亲与女儿之间存在着角色的失调，因为女儿看起来更像成年人。此外，母亲被动的行为和像小女孩一样的声音，暗示着母亲并没有像一个成年女性那样为家庭付出，即使她可能扮演了一个有能力的主妇角色，但这个家庭，包括丈夫，都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照顾。这揭示了这对父母在给予与接受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而丈夫强硬、麻木的态度和婚姻中投射出的完全无性的感受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治疗师还进一步推断，家庭角色的固化和家庭的防御系统已经是持续很久的问题了，所以他不能过早给这段婚姻关系施加压力。因此，最好的治疗方向可能是促进父子之间开放的交流。儿子是与家庭系统最不一致的人，因此最可能改变。而儿子的难于控制也让父亲感到非常绝望，所以他也可能愿意改变。治疗师认为他必须缓缓地推动治疗进程，因为这个家庭显然非常恐惧，并且很容易惊慌而变得不知所措。当他正准备在这个方向上推进时，妻子突然开始攻击丈夫:“我讨厌你的说教和对每个人应该怎样的评判！我不会因为杰米出去而指责他，因为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自杀了。”
在这一刻，治疗师必须转变他的推断和治疗方向。这并不意味着他之前的假设不正确。这个过程是很必要的。母亲突然的攻击意味着母亲处于危机之中。这个危机是家庭当前各种能量中最显著的因素，因此必须立刻处理。如果治疗师没有处理这个危机，而是继续按照他之前的假设工作，家庭成员将会认为他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对他产生不信任。为了建立信任感，治疗师必须始终聚焦于系统中的能量——生命力和感受所在，也就是与功能失调的系统不一致的部分。之所以功能失调，是因为家庭成员担心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情况下处理他的生命力（强烈的感受)，而治疗师的工作就在于教会他们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处理自身的能量，促进成长，却不会导致个体内在生命力的丧失或损害。
在治疗中，母亲感受到超出了她的支持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因为母亲存在潜在的自杀危险。治疗师转换了推论和治疗方向，母亲的语言、行为、语调和身体姿态都表达着一致的信息:恐慌和绝望。治疗师意识到她显然处于极端的痛苦中，并让她向家庭成员分享更多的痛苦感受。接着，她让家庭成员倾听，但不要感到他们需要对此负责，仅仅是倾听，并保持与自己感受的联结，以便可以分享他们的感受。
当母亲更加开放时，治疗师可以依据当前家庭能量的状况从两个方向推进治疗。一个方向是，如果看起来母亲想要寻求家人的支持，并表达自己对家庭的感受，治疗师就会在家庭互动的方向上推进治疗，并帮助她采用不指责、不诋毁、不贬低他人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感受。同时，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学会如何倾听，并用他们的感受作为回应。另一个方向是，如果她的惊恐和愤怒已无法控制，治疗师会推断让她充分释放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她可能会遭受严重的抑郁或产生自杀企图。因此，他会通过类似捶打椅子或尖声喊叫的格式塔心理治疗技术，将治疗向躯体释放的方向推进。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给予她和其他成员更多的解释、鼓励和理解，以便他们可以容忍并允许这种治疗方向的改变。
当母亲的情绪得到缓解后，治疗师会观察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反应，并把这一变化整合进整个家庭系统中，这些反应不仅包括家庭成员对母亲的反应，还包括了他们对自身的反应。之后，治疗师会告诉他们要在一个成长的框架下考虑这一全新的转变，同时也对他们在其中必定会体验到的惊恐给予理解和支持。治疗师将会做出解释，尽管他们害怕改变，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原有的家庭运转方式正损害着他们，儿子表现的症状和母亲在治疗中对感受的表达证实了这种损害的存在。因此，为了生存和成长，他们必须改变。他们也从而清楚了他们可以选择，也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但这个家庭仍然需要自己为所做的选择负责，治疗师是无法替代他们来接管这个家庭的。然后，治疗师会解释他将帮助家庭成员学习新的更适合他们、且不具破坏性的行为方式，但这需要时间。治疗师会用开诚布公的态度，让家庭意识到危机可能发生，却并非那么可怕。危机的发生，仅仅意味着家庭成员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因此，探索当危机发生时如何采用对家庭系统影响最小的方法来处理是相当重要的。
治疗师必须能意识到家庭成员之间、自己与整个家庭之间，以及自己与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模式。他可能会观察到，有个家庭中，虽然家庭成员说父亲是家庭中的领导，但母亲似乎是家庭的代言人。父母之间经常不直接交谈，而是通过长子来替他们传达彼此的意思。并且，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坚持认为除了被他们视为家庭“问题”所在的女儿外，其他人都能够很轻松地彼此沟通。而且除了女儿外，所有的家庭成员与治疗师交流时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就好像治疗师是法官或权威，他们却从不接受治疗师提供的任何反馈。他们总是快速地辩护——解释，或找借口否定治疗师提供的反馈，并且他们也不给自己任何机会去尝试理解和考虑治疗师的看法。他们对此似乎有强烈的防御。对于建议他们改变的反馈，没有一个成员是开放的，因为他们将反馈视为批判和攻击。父亲甚至对治疗师支持性的、共情性的表达也心存提防，而母亲更容易接受治疗师的温暖表达。但如果治疗师与母亲看起来可能发展出积极的治疗关系时，孩子们就会立刻出来干预。
在这个家庭中，所有层面的沟通，似乎都呈现出一个一致的信息:家庭成员在情感上都感觉非常匮乏和空虚。每个人都渴望，但没有人感受到获得了任何情感。家庭成员不去倾听，不能接受反馈，也没有为治疗做好准备。治疗师在治疗的初始阶段会对他们目前的无助感和情感匮乏表示理解。这一治疗体验可以使他们在不做任何评判的方式下清楚地面对那些真实的生活事件和对这些事件可能做出的选择。即使只是这个过程，也与他们对待彼此时批判和苛求的方式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家庭沟通模式可能存在相当多的差异，这需要对家庭系统采取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当家庭成员彼此交谈时，他们的语言可能表达了对他们感受的否定，但是当他们与治疗师交谈时，真实的感受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治疗师运用这一现象与家庭成员探索:他们与治疗师之间的哪些体验，也是他们希望在彼此间体验的，以便他们可以分享与交流。
对于治疗师来说，最重要的观察是与躯体和行为线索相关的观察。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家庭中每个成员的语言、语调和表达方式的特点与身体所传达信息的一致性。父亲整个人可能表达着强硬和控制的一致性信息，或者他的身体信息可能表达着强硬，但他的说话声音和面部表情却近乎哭泣。治疗师关注父亲表达的一致或不同。也观察其他成员对父亲表达方式的反应。
2.治疗师自身的身体姿态是了解家庭系统的重要方式。治疗师与家庭工作时，可能会感到状态越来越低落，他交叉着胳膊和腿坐着——这可能传达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属于他的或属于这个家庭的，或者两者都有。重点在于，如果治疗师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体姿态的意义，那将对治疗有很大帮助。这种身体姿态在一个层面上可能传达了他所工作的家庭的信息，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可能与当时他自己的个人境遇有关。
3.治疗师必须觉察到身体动作的不一致对家庭系统的意义。比如一个家庭可能非常理性的讨论了他们的状况，但频繁的身体动作却似乎像涟漪一样在家庭系统中从一个成员传递给另一个成员。
4.特定的身体动作可能产生于特定的情景模式中。比如，每次父母在感受层面交流时，最小的儿子就开始踢桌子；或者每次父亲开始变得愤怒时，孩子们就开始伸开胳膊打哈欠。然后治疗师会将这些模式进行解码，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