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秋雨先生的《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是一本好书。这个好，是相比同时代同类作品而言。关于梳理中华五千年文化脉络的书，除去教材，以我有限的阅读经历，只读过两本，一本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另一本就是这本。从这种层面上来讲，这本书的一出世，几乎就能算是不寻常的存在。
《美的历程》这本书我们多少听说过，是哲学家李泽厚的代表作，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是真正去读了《美的历程》并且读懂了的人并不多。叫好不卖座的原因很简单，李泽厚的学科背景主要是哲学，《美的历程》又是一部美学论著，其内容包含很强的思辨色彩。就比如他比较阮籍嵇康与苏东坡的文化心态时，即得出前者的不合时宜是由于对时局的失望，而后者则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所以前者死后者生，并且后者的文化意义大于前者。理解这段话的前提是对文化生态有比较深层的感悟。
而余秋雨的这本书则不同，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它是课堂讲稿，对象是北大台大的学生。为什么针对高材生的讲稿可以做成一部面向大众的畅销书，大众的接受能力是否与北大台大的学生的接受能力存在一定的距离？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妨害大众阅读并且理解这本书。这就要引出这本书的第一个好处，那就是深入浅出。
雅者不觉其俗，俗者不嫌其雅，这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说它通俗，是因为他里面的提到的人物，几乎都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老子、孔子、司马迁、曹操、诸葛亮、李白、杜甫……这些名字中学生都知道。说它高雅，是因为书中涉及了许多宏观而重要的命题，文化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审美是什么，文化审美的标准是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从小处讲，关乎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高度与厚度，从大处讲，关乎整个文化生态。
文化是什么，教材上的定义是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成果，其中积极的成果就是文明，也就是说，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定义很笼统，似乎就是文化包含了所有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都是文化也同样意味着文化什么都不是。余秋雨的解释是：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余先生的落脚点是集体人格，什么是集体人格，用西方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话讲是集体无意识，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国民性。举个例子，同样是龙，在中国人眼中，是图腾，值得崇拜，而在西方人眼中，是怪兽，令人恐惧。这种崇拜与恐惧的心理状态，就是集体人格的产物。集体人格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价值判断的不同，就拿绘画来说，中国人重视的写意，西方重视的是写实，所以中国的水墨画为文人所爱，但是西方人却很难对其产生认同。
余秋雨的这种“集体人格说”，不仅说了文化是什么，更重要地是说明了文化对人的影响。这是他的创见，令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
历史是什么，历史到底是客观的历史还是人们心中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件事，一旦过去，就无法还原，就想余先生书中所写的，对于同一次聚会，三天后，不同的人对于这次聚会的记忆是不同的，很难说他们的记忆不是真实的，也很难说都是真实的，N年后，这种记忆的真实度又会是多少。从这个层次上讲，历史只能被接近，而不能零距离地到达。余秋雨认为历史是一篇大散文，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的散文。也是基于这种理解，余先生对于一些不完整的情节进行的创造或者说发挥。这些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必要的，例如很多历史人物在某一段时期的经历是一片空白，但是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才构成了这个人，那么他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就非常有必要让人知道。当然，前提是，这种发挥必须有迹可循。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中，创造了一个情节，即是范仲淹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登上岳阳楼，从而写下了《岳阳楼记》。但是作为学者、编审的金文明先生却考证出范仲淹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于是，余先生闹出了一个笑话。
但是我并不打算否定余先生的这种发挥。很多东西，原本只是个模糊的影子，经过发挥，顿时明晰起来，这对于大众的文化记忆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对于墨子仅有的认知是来自历史教科书上，关于墨子的记忆只有六个字和一个情节。六个字是“兼爱、非攻、尚贤”，一个情节是他劝阻楚国讨伐宋国。但是在余秋雨的笔下，墨子的形象丰满许多。余发挥想象力，详细描述了墨子去楚国的经过。说他孤身一人，靠着一双脚，走了十天十夜，其中还遇到了大雨，墨子想到城门下躲雨，但是被宋国人拒绝了，然后墨子有了一句心灵独白。这个情节，不知道出自哪里，但是很有画面感，墨子的侠客形象很容易地就烘托出了。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蛋，又何必去找那个下这只蛋的鸡呢。总之，在余秋雨笔下，墨子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人。
二
关于写人，余秋雨另有几笔写得相当精彩。
第一笔是老子与孔子。书中老子和孔子接连写成的，先写老子，接着就写孔子，并且其中有相互比照。
中国人自古至今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孔子的，在新式学校建立之前，学童进私塾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拜孔子像。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及其身后的儒家文化就一直被强化再强化，最后就浸染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其核心观念“忠孝节义”几乎成为民族的负担。以致“五四”时期一度有“打倒孔家店”的狂潮，虽偏激了些，但是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余秋雨并不认为塑成雕像的孔子是真的孔子，孔子的形象被形式化、单一化了。其实孔子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多元化的，就比如说孔子对于“忠”的定义，并非愚忠。《论语》中有两段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可见孔子对于事二主的管仲的态度基本还是肯定的。认为管仲不以兵车之力统一诸侯，对文明的进程是有推动作用的。
余秋雨在书中重新发现了孔子，但是他对孔子的评价远没有对老子的那么高。尽管老子知名度比不上孔子。
余先生说老子是一个清道夫，是一个安静的慈祥的清道夫。说老子留下《道德经》五千言是一种无奈，文字能够传达的意义都不是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不言传，人们就很难抵达意会的入山口。所以，在传与不传间，有一个度。于是老子就留下了简约、宏伟、神秘的五千言。正因为这位伟大的智者前辈只留了五千言在那里，后世不敢赘语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文化的臃肿。余秋雨进而又说，后世滔滔不绝的作者已属二流，因滔滔不绝而沾沾自喜的，则只能算是三流。
老子是个哲学家，孔子却只是个格言家。这个结论并非由余秋雨得出，但是他在这里提到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看法。孔子的关于社会管理、道德伦理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制度层面的，是形而下的，而老子哲学则超越了这种制度文明的局囿，学究天人，是形而上的，是道的道。然而我们受儒家文明影响至深，老子的哲学反而式微，这在对曹操与诸葛亮评价上就可以看出来，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等诗歌的着眼的是宇宙人生，而诸葛亮的《出师表》则讲的是君臣之礼，诸葛亮的名声却远比曹操好很多，这就是儒家文化跟我们铸就的集体人格的体现。
第二笔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中《鸿门宴》、《陈胜吴广起义》以及他的书信《报任安书》都被选作中学课文，因而我们也拥有对司马迁的集体记忆。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司马迁在年轻的时候游历过很多地方，但是他的路线到底是怎样的，始终很模糊，但是余秋雨连同他的学生为我们梳理了这条路线。然后这条线上闪现了文明的遗迹。
余秋雨着重讲了司马氏的叙事手法，进而引出老舍语：写文章要尽量少用成语和形容词。成语是死的，缺乏独特的表现力，形容词呢，则太过，反而是种拘束。倒是动词的生命力长久。司马迁就是用动词的高手，例如“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狡兔死，走狗烹”、“图穷而匕见”，其间的动词几乎叫人过目不忘。同理，历代的词论家都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好，王国维就在《人间词话》里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则意境全出。”
余先生说老舍的这种主张与学校老师的主张几乎是对立的，所以我们渐渐成了语言贫乏的民族，这里面不可谓没有历史深处的忧虑。
第三笔是颜真卿。写到颜真卿的时候，书中用的标题是“多记住一个名字”。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颜真卿这个名字，但是这名字的内涵只有三个字“书法家”。但是余秋雨给我们展示的颜真卿还是个将军，是个匡扶社稷的勇士。“千古文人侠客梦”，但是颜真卿是真正走上了战场，并且七十多岁时还担起调和安史之乱后皇族内部矛盾的重任，然而这位勇士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以身殉国，唐朝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在余秋雨的笔下，颜真卿不再是那个墨迹里满是盛唐气象的书法家，他的人生轨迹，也有属于中唐的肃杀。
实际上，该多记的名字，远不止颜真卿一个，数通西域的张骞，修治水利的李冰、郦道元，改进了造纸术的蔡伦……这些名字都该被记住。当然，这些名字并不都是我补充的，而是余先生的课堂上他的学生提到的。这就要引出这本书的另一大两点，由于是本书是整理课堂讲稿而成，既然是课堂的产物，自然少不了学生的意见，所谓集思广益，也不过如此。学生提到的人名虽然未必一一展开讨论，但是提到了总比没提更好。
三
前面提过，余秋雨的这本书与《美的历程》有得一比。但是余秋雨的文化历程里跳过了许多东西，尽管对文化的筛选是必须的，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一些东西。比如讲唐朝，他讲到了“李杜”和“小李杜”，也讲到了王维。余秋雨和他的学生们甚至给唐代诗人排了一个顺序。我们且不说这种排序是否必要，但是很明显地，这份名单里少了一些名字，“初唐四杰”在哪里，张若虚在哪里，岑参和高适又在哪里？“初唐四杰”为盛唐诗歌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闻一多先生评价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独步全唐，边塞诗与田园诗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儒家讲究“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功在立言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马背上吟成的边塞诗更能代表盛唐气象，那么为什么排行榜上独独少了这两个“边塞诗”的代表。
关于排序，书中另外还有两次，一是明清两代的文化成果，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事件。当然，这个排序很大程度上只是代表余秋雨与他那个课堂上的学生的意见，在普遍意义上还值得商榷，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上榜的那些人事，确实有独特的文化贡献。
关于余先生的个见，也有两处我十分不赞同的，一处是他认为青年学生应该多背宋词，甚至背宋词的数量要超过唐诗，理由是宋词更能体现中华语文的音乐节奏，收纵张弛，别有千秋。宋词固然有它音乐节奏，唐诗未必没有，据我所知李白的就有不少诗歌都是可以唱的，如《将进酒》、《静夜思》，惜通古音的几近绝踪。音乐节奏倒是其次，关键是唐诗的气度与宋词不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少慕唐音，老趋宋调。青年人的心胸应当是开放的，那偏重内省自问的宋词留待中年以后再读不迟。再者，宋词过于琐碎些，多做闺阁语，远不如唐诗蓬勃热情。时下青春文学大行其道，做呻吟语的实在太多，此风不可长。
第二处我不认同的是昆曲的地位。余先生将昆曲的地位与诗歌、书法并列，却不知是什么来理。与书法并列的还有绘画，无论是唐诗的人物画，还是宋代的花鸟画，都可圈可点。即使真要将列入一种戏剧，为什么不是京剧？
我辈并非有考据癖，却也看到余先生的几处疏漏，一处是提到屈原时，他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实际上端午节在屈原投江前已经存在，原是个时令节日，如果硬要说是纪念谁，首先纪念的也应该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另一处是讲到“魏晋名士”时，说阮籍嵇康等人“踌躇满志”，“踌躇满志”这个词是个误用，他原要说这两人期待能实现志向，但是这个词的意思是“对自己的现状或者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显然，阮籍等人对现状充满忧愤，也未能取得什么成绩。
纵使有些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整体上我还是喜爱这本书的。这种种喜爱最关键还是由于这本书是对中华文化的普及与发扬有积极意义。
有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户人家十分穷苦，衣食无着，最后将房子的顶梁柱也拆下来烧了取暖，烧了之后，闻得一阵异香，才知道那柱子原来是沉香木，若是磨成粉拿去卖，就是指甲缝里的那点粉末也能换来好些珠宝，也就是说，他们烧掉的是无价之宝。
我们中华文化便是这样的沉香木。沉香木就在这里，是焚毁还是深加工，取决于我们。
还好，有余秋雨这样的学者与我们一起守住自己的沉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