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能够最早在我国发明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才能分不开的，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产生印刷术的主要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印刷，所以有人说，文字是印刷的语言印刷的文字，也就成了向千千万万人发出的无声的语言。书籍报刊也就成了无声语言的老师。进而，文字伴随着印刷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变，不仅考虑到印刷的成本问题，逐渐重视印刷文字的美观问题。
任何物质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万事万物，印刷也是如此。纸的发明以及毛笔的使用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之后为了适应不同的印刷需求，纸张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我国的传统名纸主要有宣纸、毛边纸以及连史纸，比较传统的笔像湖笔、宣笔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制造的书画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
印刷术的发明与著者和读者的需求密切相关。著者越多，书稿越多，靠人工抄写流传的机会就越少。古人把著书立说当作借以永垂不朽的“千载之功”，规劝人们“不以隐约而3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古代儒家把“立言”当作“三不朽”的手段之一，著书就是“立言”。古人的这种传世意识也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优秀作品被广为传诵，读者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读者越多，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读书难”的矛盾就越尖锐，发明印刷的呼声就越高，发明印刷的可能性就越大。
印刷术的发明与抄书者、书商的需求密切相关。书工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是古代抄写图书的主力军。为了抄书，书工独办青灯，送走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为了抄书，书工手不停挥，送走了一个个冰封的寒冬。然而，手工抄书的效率实在太低。清人梁同书抄写梁萧统《文选》6册，费时5年；清人蒋衡抄写《十三经》，费时十二年，平均每天仅抄一二百字，何其慢也！据历史学家推断，我国至迟在汉代就有了书店。“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书肆就是书店。这是我国古代书店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可见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就有了书店。随着政局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书业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书工抄书效率低以及书业贸易的繁荣发展都迫切的刺激着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与藏书家的需求密切相关。藏书家获取图书的手段，除了借抄、赠送之外，大多是买来的。欧阳修《集古录序》说：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这就是说，对于收藏而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好之”，二是“有力”。有力者，有钱也。有钱才能买书。在众多的收藏家中，除了少数人经济并不富裕外，大多属于小康之家，甚或富家大族，“有力”不成问题。逛书肆是他们的爱好。但是，有些图书可以买到，有些图书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主要靠人工抄写，一部书需要长年累月的抄，图书的品种和复本是极其有限的，满足不了藏书家的需求。藏书家越多，度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仓鼠就越是困难，发明印刷术的愿望就越是强烈。
印刷术的发明与外交、佛教的需求密切相关。早在先秦，中国就开始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尤其是是与印度交流方面，中印僧人互相到他国取经，使得印度大量经书、医书、天文历算等相关著作流入中国市场，同理，中国的大量书籍也涌入了印度图书市场。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写经也是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再说，人工抄写的速度实在太慢，对于那些想造大公大德的佛教信徒来说，很难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可见，佛教兴衰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佛教越兴盛，写经越多，则发明印刷术的呼声越高。由此可见，对外文化交流需求图书，佛教传播需求图书，印刷术的发明是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和佛寺殿堂的祈祷声中诞生的。
正是这些先决条件，才造就了印刷术在中国发明。印刷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它对人类文化知识的传播，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起了很大的进步。它和指南针、造纸术和火药，是举世公认的我国四大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