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安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隋唐时期出了两个文状元。一是黄凤麟，古黄国贵族后裔，二是卢储，被中唐学者李翱招为女婿。到了明清时期，因府学设立，文教昌盛，齐安出现了人才井喷，出了两个文状元（刘子壮、陈沆），一个文榜眼（罗四维），四个文探花（胡明庶、帅承瀛、陈銮、程明超），都是文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两个文状元里，刘子壮以制艺闻名，被纪晓岚称为“雄厚排傲，凌烁一时”，而陈沆以辞赋傲世，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此外，齐安出了一个武状元（文质），一个武解元（胡定泰），都被封为正三品的将军。我的老家是方圆近30平方公里的鸭蛋洲，这里是齐安乃至荆江最著名的沙洲，于清初出了文状元刘子壮，于清中出了武解元胡定泰，于清末出了文探花程明超，还出了近代民主革命家吴贡三。

胡定泰，约生于1760年，余岭村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工于技击，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参加癸卯科乡试，夺得解元（光绪版《齐安县志》在其出身上只称“领清乾隆癸卯武榜”，但据查该年皆为乡试，可见他应是夺得武解元，并非家乡传说中的武状元）。第二年，赴京参加甲辰科殿试，夺得武进士第六名。胡氏族谱记载，他获得甲辰科文进士第五名、武进士第六名，文武双全，但是据查，甲辰科文榜查无此人；他名列甲辰科武榜进士，但不是武状元，而其当科武状元是刘荣庆。因殿试表现良好，胡定泰被钦点为花翎侍卫，也即御前侍卫，跟曹寅、纳兰性德一样。据家乡人说，他轻功很好，身轻如燕，在校场表演武术，耍完十八般武艺后，飞速爬上旗杆。皇帝看了很高兴，说他像一只猴子。他没听到，继续表演。皇帝又说他像一只虾，此时他听到了，赶紧下来，到驾前谢恩，从此得名“虾老爷”。如果起初听到猴子，他可能就当上“侯爷”。

一般人的人生梦想，如俗语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胡定泰后任长沙协中军都司（正四品），于1795年参加湘西苗民起义的平叛，七战七捷。嘉庆年间，他多次参加平定苗民起义（“乾嘉苗变”）、白莲教起义、地方盗匪，依靠战功升任河州镇总兵、昭武将军（正三品）。他前后经历三百多次战斗，击杀或生擒苗匪、教匪头目二十名，身上多处受伤，时常力战不退。他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嘉庆十一年（1806），旧伤复发，因病告归，闭门谢客，谨言慎行，颇多禁忌，只以文武艺教子，颐养天年。退休时，得到嘉庆帝的接见，赏赐丰厚，称为功勋。他的两眼顶戴花翎，是用大量鲜血染成的。其故居修建得高大气派，是鸭蛋洲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古代建筑。影印版的《国史列传》《嘉庆朝实录》《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圣武记》，多次提到胡定泰的名字。明清时期的齐安是出过武状元的，如文质，明嘉靖年间武状元，始任锦衣卫都督。其子文应也是武进士，父子二人皆为武材，分别封为昭义将军、昭勇将军。

胡定泰很像明末著名将领、同乡熊廷弼，而后者比他出名且悲惨得多。熊廷弼，江夏人，夺得文武解元、文进士，文武双全，在辽东抵御满军，提出“三方布置”的应对策略，是与孙承宗、袁崇焕齐名的“辽东三杰”，可惜因军政不和，调动混乱，导致军事惨败。随后，他更因属于楚党，得罪浙党、阉党，受罚莫名升级，最后惨被冤杀，传首九边。他还被污蔑贪污巨额银两，被抄没家产，因数目不足，就连亲戚本家都被一起抄没。老家的长子不堪凌辱，自杀于狱中。妻子前去江夏县衙喊冤，其两个贴身丫环被当众扒衣羞辱。熊廷弼为人具有五水蛮的遗风，“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程明超生于1880年，程岭村人，跟我同村，月亮湾人，也即我读初一的三中所在的地方。那里有我们村小学的几个男老师，其中一个后来到县城启黄中学任教，跟村夫很熟。程明超生性聪慧，博闻强记，幼时务农，农闲读书，10岁时，在家人陪伴下，到齐安考取秀才。他有感于时代风云，转变观念，旋考入新建的两湖书院，荆江最早的新式学堂、西式大学。该校于1890年由张之洞创办，实践其“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在荆江、湖湘考生中各取100名，费用全免；1906年改名两湖总师范学堂，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办。该校地址位于汉皋营坊口都司湖畔，即今汉皋实验小学校内，位于两湖贡院附近，即后来我居住十年的读书院；我曾经多次去实验小学接送同事的女儿、儿子，代为跑腿。程明超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被书院选派，公费留学日本。在那里，他结识孙中山、黄兴，创办《荆江学生界》杂志，聚集省内留日学生，倡导新学和革命。1903年，利用假期回国，赴汉皋两湖贡院（后分别为省文联、省文艺局所在），参加省里的末班乡试，中举人，时年23岁。其后，再度前往日本，担任昭和天皇的书法老师，被天皇誉为“东亚草圣”，享誉海内外。

1908年，程明超毕业回国，参加清廷组织的第三次留学生毕业考试（俗名新式殿试，因为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旧式科举制），夺得一甲第三名，御赐文探花（俗名洋探花，属法政进士；1911年，同样毕业于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同乡李四光也获得法政进士），任职授翰林院编修、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其兄程明越同科进士，中第四名，兄弟翰林，一时传为佳话。民国后，程明超担任金陵临时政府秘书长，也即孙中山的秘书长，红极一时，内外要务，皆严格按照“三民主义”实行。1912年3月，国民政府被袁世凯北迁并自行组班后，中华民国梦碎，且失去应有职位，他自金陵返归汉皋，任职于省政府议事部门，勉强应付。次月，孙中山来汉考察，他全程陪同，并于家中设宴款待孙中山一行。1926年，他最终退出政界，隐居汉皋，专事书法与骈文，1947年病逝于汉皋。在近现代历史上，我父族名人六姑婆，母族名人陆若冰，同村名人程明超，于人生繁华后，都归隐汉皋，病死于斯。“省城汉皋情结”，似乎是荆江人绕不过去的精神病症。2011年，程明超作为辛亥志士，迁葬于汉皋郊区石门峰辛亥纪念园，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为其题写墓志铭。当代著名女油画家程犁是其孙女，任职于荆江省美院，其夫为唐一禾，其子为唐小禾，一门三画家。

吴贡三，生于1864年，李岭村人，是齐安境内最早宣传革命思想的人。他早年求学于文昌阁，在李岭开办学堂授徒，生源较多，后转移至吴岭办学，名为“吴岭学堂”。他崇尚孟子，经常跟学生们讲“民贵君轻”的思想。1889年，他考取秀才，使得他的私塾事业更加兴旺，声名远播。1903年，他在瑞典牧师的邀请下，到县里洋人子弟学校任教，此后长期寓居于汉川门。他不愿为洋人服务，辞去教职，继续在家开办私塾学堂，而且在家创办日新学社，经常召开沙龙，与李四光、詹大悲、刘静庵等汉皋革命志士密切联系，是近代众多齐安、汉皋革命志士的老师，其实际作用似乎比孙中山还大。1905年，他撰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革命小册子，同时还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反清书籍。这些书都设法送到汉皋、羊城等军学两界，为后来的汉皋辛亥首义做出重要贡献。1906年，他与刘静庵等9人被捕，关押于汉皋，史称“丙午九君子”。三年后，他以“印刷逆书兼编纂”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押解回齐安原籍监禁，受尽折磨，意志消沉。1911年10月16日，革命党人刘子通等从汉皋乘坐“宝生”号轮船，偷偷抵达齐安，迅速光复齐安，而齐安是辛亥时期全国第一个被光复的府城。城内1000多名军民夹道欢迎，高喊口号：“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吴贡三迅速被迎出狱，参加拟定《齐安府临时政府章程》，成为第一个地方国民政府建权的纲领性文件。他此后以不习政务为由，退居顾问，热心教育，不谈政事，于1937年去世。

吴崑生于1882年，吴岭村人（一说石门芦荡村人，在吴贡三所在的吴岭学堂读书多年，亲如父子），1905年在汉皋与刘静庵成立汉皋日知会，会员108人，其中齐安籍32人，占据三分之一。他与恩师吴贡三一起，印行、发放大量革命书籍和书刊，在汉皋、羊城等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随后，逃亡日本留学，参加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民报》干事兼评议员。1907年，与宋教仁等赴辽东，创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准备发动起义，直捣燕京，事泄，再次逃亡日本，任职于同盟会总部。1911年，汉皋辛亥首义爆发，他任汉皋军政分府秘书，后与熊十力、刘子通、 李四光等齐安同乡雅集于汉皋雄楚楼，饮酒高歌之余，依次挥毫题咏，庆祝汉皋光复成功，史称“齐安四杰”。1913年，宋教仁来到齐安，出席万人欢迎大会，代表国民党发表演说，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声势为之一振，而吴崑等多位齐安籍革命者，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个月后，“宋教仁被刺案”爆发，精于法律的吴崑利用国会议员身份，大肆弹劾袁世凯，不成，于是放弃议会斗争的形式，主张武力讨袁。1917年，他赴岭南参加护法军。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他厌倦于各种势力的斗争，退出政界，去世于1942年。

因为有这些叱咤风云的才俊乡贤，鸭蛋洲被誉为“鄂东第一洲”“荆江第一洲”，可谓“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流是主人”。我只觉得，胡定泰的经历很世俗，程明超、吴贡三的经历很复杂，刘子壮的经历很神秘，而且后三者都是过渡性的历史人物。在历代齐安乡贤中，我最想记述的是刘子壮，因为我们是两村相邻、地地道道的同乡，而且他是一位烟花闪耀、昙花一现的状元公，跟我一样是神秘感强、命运坎坷的书呆子，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吧。

刘子壮，生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属鸡，字克猷，汪岭村人。据其《家谱传略》载，先祖居江右清江，后因战乱而迁居荆江，曾在多地辗转。先祖家族庞大，经济富裕，借用洲上原有的文昌阁予以扩建，开办了家塾，购置了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书籍，供刘氏子弟读书，而塾师为叔父刘绍圣，对待弟子极其严格。刘子壮少时家贫，九岁左右丧父丧母，聪慧过人，一目数行，依赖家族接受私塾教育。他又自称，“赖先人生活颇饶，又早有名，遇时之盛，非舆不出，非肉不食，侍从数人”。一说少时家贫，一说少时家富。可能是九岁前依赖父母，九岁时遭遇家变，父母双亡，过继给一个叔父为养子，如同少年时的曹雪芹。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他从做生员开始，辗转于齐安的问津书院、河东书院，潜心研习经术与时文，不问柴米油盐，不问窗外世事。1630年（崇祯三年），二十一岁的他赴汉皋两湖贡院，参加省里乡试，中举人。这是个不错的开端，但此后很长时间，局势陷入混乱，他的进士梦屡遭挫折。

据记载，1640年，他所在贤书洲的文昌阁家学繁盛，而已是举人身份的他还抓住机会，向前辈虚心求教，发奋学习，准备参加会试。这个贤书洲是鸭蛋洲的别名，是他发迹后所改的，也改叫雅淡洲，而文昌阁有时也称贤书阁，在我们村隔壁汪岭村的长江大堤边（几经焚毁，现今重建）。明末清初，战乱纷纭，张献忠某部攻打荆江，刘家开始颠沛流离，避乱到汉皋，家产毁于战火。1645年，刘家“奔走林河，借寓人家，不为其地所容，住亲戚，求舍苟安，辄为所侮，虽心甚不甘然亦安之”。有人据此说刘子壮是乌林人，他家只是借居此地一段时日。没两年，又从大别山南麓搬家回到鸭蛋洲。

由此可见，1620—1647年左右的二十几年，在农民军、明军、清军三方势力的反复拉锯混战之下，他不得不在鄂东山水之间来回避乱，以致错过了顺治朝1646年的第一科进士考试。他有一首诗《避兵者》写其凄惶之状：“细雨吹风乱草隈，携家荷担自相催。分明子弟皆思治，尽道骁骑四面来。”四处流徙的时期，刘子壮仍不忘节俭求学，读书写作，而且在省内博得了一些诗文之名。

1649年，刘子壮已四十岁，迎来清朝开国的第二科己丑科大考，于是赴京参加会试、殿试。他幸运地通过考试，并被钦点为状元，按照惯例，授翰林院修撰。一举成名天下闻，于是有各种应酬、交游、记述。此后两年，三次上书，改革时政，均被顺治帝采纳。1651年，他担任会试的副考官，仕途正顺之际，却突然告书归乡。其告归之因，史无明载，《清诗纪事初编》猜测是“不得于当事”，也即他生性耿直，得罪权贵，不愿混迹官场，回沙洲隐居。另有一说是身患重病，属于不治之症，至于何种重病、急症，不得而知。可能是积劳成疾，患上某种绝症，到了晚期才发觉，已经晚了。回到老家沙洲养病，第二年，他很快就死了，时年四十三岁，从中状元到亡故仅仅三年。

刘子壮的“状元坟”应该在沙洲汪岭村附近，后来逃不过被一帮青年学生毁掉的命运。小时候，我莫名地梦见过汪岭村头有一座古坟，墓门高大气派，或许真的见过，可能正是那座“状元坟”吧。五六岁的我，真的独自去过汪岭村头和村后游玩，阴气很重，人迹罕至，见到过高大的古墓，碧绿的稻田。等到长大后，发现那里似乎全变了。至少碧绿的稻田不见了，洲上清一色的棉田、麦田。

故乡后学丁永淮等编注的《东坡赤壁诗词选》，收录了刘子壮的《赤壁》一诗，误将其注为清朝第一科状元，以讹传讹。清朝开科状元傅以渐（齐鲁籍，现代文史学家傅斯年的先祖）比他幸运一些，参加了《明史》编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却一直重病缠身，享年五十六岁。刘子壮中举后，逡巡苦读二十年，中年中状元，深受皇帝喜欢，极尽荣耀，突然急流勇退，返归故里，迅速死掉，仿佛预知了自己的宿命。这些不能不令人蹊跷和唏嘘。我移民婺州后，发现那里有一位南宋文人陈亮，也是中年中状元，喜欢议论政事政策，未及上任，第二年就病逝了，比刘子壮还惨。齐安另一状元陈沆少年早慧，十五岁考取秀才，二十八岁考取举人，三十四岁考取进士，加上礼部试，四次皆为第一名。他调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后，不久病逝，客死他乡，年仅四十一岁，从中状元到亡故仅仅七年。不得不说，齐安故里的两位状元公都有些“倒霉”。

作为清初的汉族状元，刘子壮是一个身陷漩涡、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在殿试上，他所作殿试策题目叫《论满汉一家》。明末清初，满汉矛盾深重，清军入关后，曾经于各地大肆屠杀汉人，推行野蛮的“剃发令”“文字狱”，令很多士子文人不屑与清廷合作，更谈不上出来应试和做官。著名复社领袖、散文家侯方域，是孔尚任传奇《桃花扇》的男主角，素来以民族气节著称。剧中安排的结局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僧，而历史现实中的他，最终耐不住寂寞与诱惑。在属于淮海省的老家，他出谋划策，帮助清军镇压农民军，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一百万人，并参加了地方乡试。因政治避嫌，被以极低的名次录取为举人，最后心灰意冷，绝意仕途经济。就这两点，他已是被人说三道四。他后来悔恨不迭，给自己书斋起名“壮悔堂”。

刘子壮作为明朝遗民，急不可耐地参加新政权的大考，而且题目倡导“满汉一家亲”，正是风口浪尖的敏感话题，很快遭到很多汉族士子文人的鄙视。客观地说，既然满族入主中原已成定势，人们只希望统治者能施行仁政，调解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刘子壮认为“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汉人有勤劳之积，其势不得不隆”，主张民族团结和睦，相互不要鄙薄、敌视，而其具体措施有重农薄税，减刑利民、驱逐乱逆等。

这些观点和措施无疑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清廷最需要的，所以深得推行汉化政策的顺治帝的赏识，立即钦点为状元。这篇策论无论文采如何，无论是否出于刘子壮的真心，客观上迎合了清廷的政治需要，夺得头筹。这篇文章立即传遍天下，一时争诵。

但是，一些坚持气节的士子文人对之颇为不屑。杜濬是其中一个，十分鄙视刘子壮这位状元同乡。杜濬以明朝遗民诗人自居，隐居金陵鸡鸣山（我后来去金陵求学，多次游历于此），崇尚气节，不应新朝之试，不交新贵王侯，只与遗民旧友来往，如柳敬亭、朱彝尊、孔尚任等人。《清史稿·列传》载：杜濬隐居金陵期间，当时“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杜濬连诗坛领袖钱谦益都不放在眼里。另一同乡顾景星也屡征不仕，称病不就。

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所言：“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末士子参加清廷科考、改变个人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是客观地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倡导“满汉一家亲”，并非刘子壮一味迎合皇帝心意，以便获取自己参加殿试的最大利益。他穷二十年之功，去研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三传》《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学问大家的书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但是他骨子里还是“平昔有济世安民之志”，主张读书经世致用。他还贯彻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每天谨慎检查自己的作为，夜必焚香以告，数十年如一日。换句话说，他的人生态度是严肃平正的，他具有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其多次上书言政都被采纳，说明他的公共管理见解和措施合理可行。

如果假以天年，刘子壮说不定能够在公共治理上大有作为，做一个朝中大员或封疆大臣。但是瓜田李下，难免嫌疑。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那篇《论满汉一家》成了一把双刃剑，既讨好了皇帝，博取了状元，也刺中了一些汉族士子的隐痛，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形象。他们著书立说，指桑骂槐，明里暗里怀念前朝，抵制“蛮夷”统治，为此很多人被关进“文字狱”，落得家破人亡。在那些崇尚传统气节的人眼里，刘子壮是没有气节可言的，就像钱谦益变节一样。这种认定是单方面的，刻板顽固的，哪怕钱谦益是抱着“曲线救国”的目的。伴随刘子壮没有气节可言的，是他很会审时度势，阿谀逢迎。

关于昙花一现的状元刘子壮的生平，《清史稿》里没有专门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史列传》《荆江文征》里介绍简略，其《屺思堂文集》少数篇什有所涉及，其他则极其少见。加之居官简促，寿命不长，没有更多的事情和话题让后世评价、品味，他的行迹生平资料不足也是正常的。后世对他有一件事却特别感兴趣，那就是他参加会试、殿试的幸运，传得神乎其神，不断转载，已经分不清是真事、传说还是杜撰，以致成了当时志怪类笔记小说的常用题目。

清初王士祯是一代诗坛领袖，素来颇为自负，是杜濬的朋友，晚辈于刘子壮。其《居易录》记载：“刘修撰克猷子壮，中明崇祯庚午举人，困于公车，至顺治乙丑赴会试。初入京，居齐安会馆，是夜，梦一神人自空中而下，类人间所绘画魁星者，连呼状元，刘惊起，逊谢，顾曰：‘数定矣，何逊谢。’为是科，遂捷南宫殿试，果及第第一。既入翰林，又一夕梦人告曰：‘君虽状元及第，然官不过五品，年不五十。’遇覃恩，加级，为从五品，急请告归，归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时，命家人洞开窗户，仰视曰：‘天乐迎我，我逝矣。’又曰：‘我华真君第三弟子也，今召复故位耳。’”这段详细记述，可能依据当时的传说。按照民间说法，中状元在给人带来鸿运之余，会让人折寿，特别依赖人的福分与德行。关于状元，尤其是昙花一现的状元，人们难免有一些传说，一些议论。

根据有限的文史资料来看，刘子壮可能真的做过类似的状元梦，告之于人，于是流传开来，添盐加醋，成了具有可读性的民间传说。这则故事将刘子壮中状元予以神化，同时还说明刘子壮的死因。他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不知如何延医治疗，于是选择远离朝廷事务，告归故里，积极养病，以图复出。从他浮躁凌厉的诗文风格来看，他是一个因长期举业无门、四处流徙而浮躁不堪的人，一个用理学标准压抑自己内心欲求的人，一个双重性格、精神压抑的人。因一时的疾病打击，其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可以想见，重病回乡的刘子壮，那段时日痛苦难熬，简直有些神经兮兮。

清代还有一则有关刘子壮的传说，而且各版本之间稍有差异。朱翊清《埋忧集》记载：“刘子壮……领荐后，梦神告之曰：‘尔须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见数童子携书包经其门。一童子特秀出，执手与谈，见其书上写学名朱之弼，大惊。随至其家。其父乃开柴厂者，赠笔砚数事，珍重而别。后遭流寇之乱，不赴春官。及本朝顺治己丑会试，朱之弼已为分校，得首卷，即刘也。亦见《熙朝新语》。读此知穷达有命，迟早亦有定数，为之慨然。”这里，将刘子壮通过会试的事予以神化。从中可见，刘子壮在明末崇祯年间赴京参加过会试，因无人关照，没有成功，后因战乱，无暇旁及。迁延十几年，于顺治六年才实现梦想。这期间四处流徙，精神、物质都处于惶恐状态，给了他很大的折磨，心力几乎耗尽。

实际上，满清入关后，早在顺治三年，已举行开国春闱，此时的刘子壮困于中西部的军事治理乱局，忙于流徙，无缘参加。顺治八年、入仕两年的刘子壮，正在事业辉煌之际，突遭重大打击，从心理学上说，他很可能预感到自己走到事业的尽头，处于强弩之末的精神惶恐中，于是选择了急流勇退。这则故事还告诉我们，刘子壮是朱之弼的门生，会试有提携之嫌。朱之弼其实比刘子壮小一岁，顺治三年第一科荣登进士，时任礼部都给事中。先上即是前辈，无论年龄大小，这是游戏规则。朱之弼是一个清正严明、内行修笃的官员，科场作弊的可能性不大。这则故事主要是说考试的幸运，人生的宿命。

这些野史笔记，记录着一些名人的逸闻趣事，半真半假，或消遣，或警世。这些关于刘子壮赴京大考的传闻，运用调侃口吻，骨子里多少是鄙视刘子壮的真才实学，认为他是运气好，暗中有神灵帮助，碰巧中状元。如果当时那些隐逸之士、世外高人也参加考试，鹿死谁手就不好说了。这种调侃语气，多少是清初那些士子自恃名节的余韵与变奏。刘子壮一朝成名，突然暴亡，不啻大梦一场，确实让人有些惋惜，奇怪，费解，只好付诸传说、小说。

刘子壮除了政治、史学上有一番见解，文学上也有一定成就，著有《屺思堂文集》《屺思堂诗集》《刘稚川稿》，前二者收入齐鲁书社影印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世面少有刊行。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他：“子壮制艺与熊伯龙齐名，雄厚排傲，凌烁一时，其诗古文亦以气胜，然精华果锐销耗于八比之中。又年仅四十三而卒，未能于登第之后复殚心于古学，纯以天资用事，往往或失之粗豪。”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刘子壮的文学风格与局限。

制艺、八比即八股文写作，以“四书五经”为思想，以“八股”为形式，以此写作策论，仿佛是匠人中规中矩的工艺制品。为了显示“匠人”的才学、胸襟与品德，聪明的士子们都懂得，要效仿唐宋古文的行文风范，文字典丽，气势恢弘，还要迎合八股文的行文套路，曲尽文章之变。刘子壮的制艺工作十分讲究窍门，且以气制胜，最终取得状元的名位，可谓是清代八股文写作的楷模。后来，著名学者翁方纲游览黄鹤楼，题诗“千古题诗到崔李，本朝制艺在熊刘”，说的正是此意。然而，这种制艺的“气”，既有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又不可避免地流于道学气，文字纵横而思想古板，文章写得汪洋恣肆，却没有写出真实性情和真知灼见。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古文，还不如其诗写得率性真切。

身为荆江人，刘子壮似乎没有受到晚明本省散文大家的影响。公安派的性灵之说，竟陵派的幽峭之说，均主张文章力求体现作者的个性精神与自由天性。这是明末清初艺术散文创作的重要理论资源，被张岱兼收并蓄，卓然成为那时节最著名的散文大家，然而这些文学资源对于热衷八股取士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文化奢侈。说白了，为了科举应试，刘子壮的古文是应用散文，不是艺术散文，是制作，不是创作。但是，从文字功底和行文气势上看，他天资雄厚，很有实力，只要丢开制艺共性，寻求文章个性，将散文做得更细致、细腻一些，是可以实现散文写作的转型，成为与同乡陈沆比肩的散文大家的。

即便如此，世人对刘子壮的散文成就还是有较高的评价。《清史稿·志八十三》说：“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初年，湖广提学道蒋永修也说：“国初楚文大家，首推稚川刘太史。”这里的熊伯龙（字钟陵）是汉皋人，是刘子壮的同科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清初少有的无神论思想家。刘子壮对之独具慧眼，预言说：“钟陵作《无何集》，千载而后，定当与仲任齐名。”仲任，即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刘子壮的文学思想不如熊伯龙，也不如当时的同乡杜濬、顾景星。杜濬、顾景星都是清初著名诗人，隐遁世外，崇尚真气，越来越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顾景星还是曹寅的舅舅，互有唱和，且曹雪芹与二位先祖皆具有精神相同之处，喜欢庄子、阮籍、苏轼等超迈狂放的文人，多有文化传承。时下，有个齐安蕲水文人认为顾景星是《红楼梦》的作者，因其诗文集《白茅堂集》跟《红楼梦》多有语句重合之处，因而著书出版，在地区师专开会庆贺。这实属妄加猜测，牵强附会。

刘子壮以状元成名后，对家乡有何恩泽，尚不明确。他为官时间太短，似乎还来不及照顾乡里。至少有一点可以说，他认为鸭蛋洲的名字不高雅，就谐其音改名为“雅淡洲”，还自号“雅淡先生”。该洲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沙洲，一个江心岛，以前叫举洲、烽火洲、萝卜洲、鸭蛋洲。因是状元改名，雅淡洲的名字贯穿了整个清朝，直到光绪版的《齐安县志》里，还有这个名字。至解放前两年，洲名才改为鸭蛋洲。单从形状上看，表明它原先是长长的纺锤形，像是萝卜，后来两端被江水侵蚀，成了椭圆形，像是鸭蛋。志书上说是元代由泥沙冲积而成，但后来有学者考证，主要据弘治版《齐安府志·艺文志》记载，苏东坡贬谪齐安时，到过这个地方，当时称为“新生洲”。那就是说，它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苏东坡为此写了一首诗《新生洲》，其中有句“三江自此分南北”，而三江即三条河流在此交汇，附近有古地名三江口，是三国赤壁之战发生的主战场，可见这一带的江洲自古就有，时合时分，变幻不定。

刘子壮身居齐安，对苏东坡的为人和诗文都很欣赏，苏东坡因贬居齐安而达到其文学创作的顶峰，反过来也哺育齐安府一代代的读书种子。刘子壮登临赤壁，写过一首持论公允的诗《赤壁》：“赤壁千年古迹疑，漫劳过客访残碑。虽无一炬周郎烈，却有三秋苏子祠。道士梦中犹借鹤，将军江上岂凭龟。山川自为文人重，谁起泉涂问是非？”其诗明显不如后来的同乡状元陈沆的同题诗有灵气，后者在诗歌研究与诗赋创作上颇有建树。刘子壮如果多多学习借鉴苏东坡的为人和诗文，恐怕自家寿命和文学成就都要高得多。

刘子壮虽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粗豪急切之人，但感情丰富，重情重义，因此被列为清代著名状元之一。八股文所体现的理学观点，在他身上有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对“性理”“性善”的身体力行。《清史列传》说，他“每念母辄为孺子泣”，意思是说，他在外想起母亲，就像小孩子一样哭泣。对此，我们说他个性真纯也好，说他性格稚拙也好，反正是尊老重情。毕竟是九岁丧父，全由母亲抚养成人，这份特殊的感情依赖，是可以理解的。为了纪念母亲对自己的抚养教导之恩，他将自己的书斋起名“屺思堂”，所著诗文集都以此为名。

不仅如此，他看重所有亲情与友情，广行孝悌之义，是个很有社会担待的君子。他的叔伯兄弟在明末清初战乱中相继去世，留下侄子五六人，他均收留下来，让他们读书上进，为他们操办婚礼，虽处乱世也不草率成婚。据说，家乡有人遭遇兵乱，新婚妻子被劫掠至京城，刘子壮到燕京后，受斯人之托，四处查访女人的下落，不惜借贷百金，将其赎出送归。那人后来和妻子生下几个儿子，人丁兴旺。刘子壮去世多年以后，那人经过刘子壮老家，发现其老家旧屋几间，一片萧条，如同布衣百姓，不觉泪下。刘子壮困苦了一辈子，身后依旧凄凉。刘子壮的才艺、行状与品性，很容易让人想起北宋的曾巩，正是明清八股文的“祖师爷”，而且非常讲究以文明道，以身作则。他在父亲、长兄去世的情形下，独立支撑家庭，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最后携带弟弟、堂弟、妹婿五人进京赶考，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奇观，而那年他三十九岁。《宋史·曾巩传》称，他“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

刘子壮同榜进士、江右布政司参政、冀州人周体观，有次自江上路过齐安城外临皋亭，念及昔日同年情谊（刘为修撰，他为庶吉士），感叹斯人已逝，世事无常，作诗《拨棹杂咏》：“不见当年刘克猷，西风吹泪过齐州。旧时江路能来否，落日招魂古驿楼。”他幻想刘子壮坐船而来，跟他在城外江面相遇，互道仁兄，如往常般对谈。刘子壮中年早逝，隐入历史深处。他不是隐士，胜似隐士。因其平生功业较小，《清史稿》未作传记。其生平资料至今留存很少，很多都是疑点。昙花一现的他，甚至只是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