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爱的人。
原来已经过了17年了。为什么所有的爱与不爽，仍然那么清晰？
我果然是又记仇又念旧。
离家
2003年夏天，我从老家城市一所乡村初中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高中的学生都是全市各区的佼佼者，初中时我还能凭借语文、英语的优势名列前茅，到了高中就被灭得只剩渣渣了。成绩变成了“中等”，也再没有好朋友围着我转。心情是隐约郁闷的，但也不至于灰心。对于学习，我自认为有天赋，只要肯努力，昔日的光环总能回来的。
行至第一学期的深秋，妈妈往宿舍打来电话，姐姐和哥哥（姐夫）也在旁边。他们问：“你愿不愿意来武汉读高中？住在姐姐家里？”
“和姐姐住在一起”，这诱惑太大了。姐姐大我很多，从小我就是她的跟屁虫。我幼儿园时她初中，我小学时她高中，她又总是住校。每次她回家，总把同学送她的礼物都给我，她身上香香的，我喜欢挨着她睡觉，还喜欢吃她没吃完的饭。
哥哥在一旁说：“武汉的学校很好的。”
只犹豫了几秒钟，我就说：“好。” 挂了电话，我就和室友自豪地宣布：“我要去武汉上学了。”室友们又惊奇又羡慕，围着我说：“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呀。”
哥哥在武汉快速为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我和妈妈坐上了去武汉的汽车。一路都是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我数着枯枝上的鸟窝，睡一睡，醒一醒。当时的那个14岁少女，对武汉满怀着期望、好奇，和因幻想而深化的爱。
到达哥哥所住的公司宿舍，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我们大吃一顿，一起畅想着美好未来。
插班生
我将要就读的是离住处很近的一所重点高中。妈妈陪我去学校报到。
新学校的校园比老家的高中要小，也旧。班主任姓李（化名），是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物理老师。他的笑容夸张而勉强，脸颊上有一颗巨大的痦子，上面呲着几根毛发。他说：“同学你好，你自己去后面搬一把椅子到前面来吧。”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在我身上，我太紧张，脑子嗡嗡的。我妈快速跑到后排，给我把椅子端到了前面。李老师看着我说：“好，你就坐这。以后要自己搬椅子，不要让妈妈帮忙。”我点点头，坐下了。
妈妈在窗外又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李老师朝她示意，让她离开。那一天我都在紧张，除了上课，不敢向后看，不敢和同桌讲话。过了几天我才明白，教室里都坐满了，我其实是坐在了第一排的走廊里。并且，我的座位几乎堵住了一个通道。每当有同学要出去，我都必须站起来把椅子搬开让道。
我觉得自己给同学们添麻烦了，每次有人敲我后背，我都会快速起立，“闪退”座椅。
不只是同学，连老师都对我很好奇。“这个堵住走廊的插班生是什么来头？”
会有老师下课时问我：“你从哪里来？北京吗？”因为我总说普通话，刚开始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从北京来的。我一一向他们解释我的家乡、我的爱好、我父母的职业、我为什么来武汉。
你好吗？不太好
两三天的时间里，在同学们都知道我的家乡和来历之后，我跌落了“北京来的孩子”之神坛。很少有人再敲我后背提示我让道。他们绝大部分，直接把我的座椅推开，或者用膝盖顶我的椅背。也没有人再主动跟我说话。
有一次课间，我的椅子遭到了猛烈的推搡，整个人匐倒，左侧脸颊重重摔在课桌上。当时我心想，又是哪个鲁莽的男生呢？结果，一个瘦弱而文静的女孩子快速走了过去。我知道她，她成绩很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后来每当下课铃响，我几乎都是虚坐在座位上，随时警觉着谁会来大力推。我也不敢去教室外的走廊上休息。那时候学校倡导的是课间十分钟也要好好利用起来，不能偷懒。而且，走廊上站着的，都是漂亮而自信的武汉女孩子。她们说着语速极快的武汉话，欢笑声阵阵，有很多我当时都听不懂，更无法插话了。
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我当时是否出现了幻觉——偶尔会有叽叽喳喳的谈笑声传过来，重复着“胖子”、“矮子”、“乡里人”，眼神毫不避讳地投向我。
某次课间，一个男生过来问我：“你老家有麦当劳吗？”我说：“有。”一群男生起哄：“没想到啊！乡下也有麦当劳！”
也是一个课间，同桌和别的同学讨论“笔记本”，我经常用我哥的笔记本电脑玩游戏，就不自觉地插话：“笔记本是挺方便的。”他们惊诧地看着我，又笑着说：“我们说的是笔记本电脑。”我说：“对啊，我说的也是笔记本电脑。”他们笑了笑不再理我，小声说：“不懂就不要装懂，那么虚荣干什么。”
我以后也不再插话了。
高速路的循环
有一次上学快迟到了，公车迟迟不来，我打了个的士。车坐到一半，发现自己没带钱包。我就很诚恳地对司机说：“叔叔对不起，我今天没带钱，您把我送到学校，我找小卖部老板借了给您。”
“滋——”司及踩了个急刹车。他破口大骂：“没带钱坐什么车，下车！”
我求他：“您把我带到有公交站的地方可以吗？”
他开始咆哮：“搁老子滚！”
我下了车，呆呆地走了很久，走到学校。班主任在校门口等着，一副“早知道今天又是你迟到”的表情。
我在14岁之前，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唯一的一次害怕，大概是有次办黑板报晚回家，天黑了。那天，路边熟悉的柏树变成了排山倒海的鬼影，就连月季花也散发了悠悠的鬼气。我一路狂奔到家，又立刻投入暖黄的灯光里，沉浸到妈妈做的美食里，忘记一切。
而14岁时和武汉的初识，远比那个黑夜更吓人。
我一遍遍地想爸爸妈妈，一遍遍地哭，把所有情绪写到日记里。每次给爸妈打电话，都是耍无赖般地哀求：“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什么时候来接我？”
往返家乡和武汉的高速路，像是一个永远跳不出去的意外空间，无限循环。
冬天的白帽子
我们每周六都有模拟高考，俗称“周练”。第一次周练，我成绩很不理想，但语文和英语成绩很突出，让这两科的老师注意到了我。在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位老师给了我其他老师都没有的关怀和鼓励。
英语老师很像女版的斯内普教授，严肃、深沉。第一次周练结束，她来宣布成绩，卖关子：“你们猜，这次的英语第一名是谁？……是我们的新同学，刘小一！”她带头鼓掌，一些同学也跟着鼓掌，全班的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
她很凶很凶，骂起人来从不客气，但似乎是觉察到了我内心深重的自卑和恐惧，从未对我说过一句狠话。高考之前，她又当过我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临近高考的一次模拟考，她在我英语作文的末尾批了一行字—— “你没有尽力。”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忆起这句话，都想要落泪。
语文老师对我有偏爱，几乎每周都给全班读一遍我的周报和摘抄。我现在还记得她低缓、温柔、沉静的声音。她心理不强大，经常在我们成绩不理想讲卷子时急得哭出来。有时候为了激励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也是泪如雨下跳不出戏来。同学们私下说她是“林黛玉”，我却觉得她可爱极了。要知道，我每天睡前翻来覆去地看我哥给我买的《红楼梦》，最爱黛玉。
武汉的冬天很冷很冷，我一吹冷风就头疼。姐姐给我买了顶白色的帽子，我就每天戴着上学。有一天早上我在走廊里狂奔，迎面差点撞上了语文老师。她扶了我一下，嗔笑着说：“这么急干什么！”我红着脸站在面前。她又笑眯眯地说：“你戴这个白色帽子，真可爱呀。”
那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沉浸在愉悦的情绪里，冬天的寒冷也不那么骇人了。
千面人
班级里每两周都会座位前后轮换，而我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每两周都会接触一个不同的同桌。因为自卑，我一直以讨好的姿态和同桌相处着，帮他们捡东西、倒水，借给他们文具和书。带着强烈的渴望，先后遇见过——对我不说一句话的、自恋且控制狂的、话多但并不热心的……
我的同桌，就像一个千面人，每两周换一张脸。我开始默默祈祷，老天爷呀，让我遇见一个友好可爱的吧。
老天爷在天上回答了一句：“好呀。”
媛媛出现了。她皮肤白白的，眼睛很大，声音也甜甜的。不像别的同学，她只要和我讲话，都用普通话。她在班里已经有自己的好友圈子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重新建立起一个“小小圈”。她告诉我她暗恋的人，每天向我汇报他们的甜和酸，我给她听黄磊的歌，把我写的日记给她看。因为这个新朋友，我每天的上学路不再那么艰难。
和她同桌的两周时间倏忽即逝。我第一次深切地羡慕起其他座位保持轮换的同学们，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一直坐在一起！最后一天，我红着眼睛递给她一封信。她微笑着说：“小一，你很棒的，相信自己呀。哎呀别哭嘛。”
我们早已失去了联系，但我始终记得她的笑容。透过岁月的滤镜，好像更甜更美了。媛媛，你现在好吗?
在媛媛之后，我接连遇见几个好同桌，虽然生活仍然阴霾重重，但总算有了一点亮色。
金金饭
高一一年，稀里糊涂且飞快地过去了。高二文理分科，我选择了文科。
新同桌叫小玉，快到中午时，她说：“我们一起去吃金金饭吧？”我问：“什么是金金饭？”她扶了扶眼镜，笑着说：“鸡，丁，饭。鸡肉！”我笑答：“好的！”
我们的缘分就从一碗鸡丁饭开始了。小玉样貌清秀，性格温柔，还很有艺术天分，会拉小提琴，会画画。我们每天手拉着手去吃饭、上厕所，形影不离。没过多久，小玉把她的好朋友小妖也介绍给我认识，我们也一见如故。
小妖是我给她起的名字。她美丽大方、黑发如瀑，性格顽皮挑剔又爽朗仗义，常常逗我，也常常保护我。我虽然看上去呆板胆小，但和她们俩都有共同的张狂内核，成了“铁三角”。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八卦，一起常立志、立长志。
在临近高考的日子里，因为座位轮换，我又认识了一个跟我很像的女孩——大可。大可单纯得像一张白纸，相信我说的所有话，很喜欢看我的文章，听我唱歌。我对她又爱又担心，不自觉地想陪在她身边。
我和小玉、小妖、大可，距离太远，现在也不常联系了。但想到他们，还是会觉得幸福。这些可爱的姑娘，是永恒跳动的青春音符，提醒我：那几年我活得也是值得。
公车上的饺子
大概高二时，我哥姐买了房，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爸爸妈妈也把我的钢琴运到了武汉。
除了我哥我姐，在我妈不在武汉的时候，我姐的公公婆婆——徐伯伯和宋妈妈——承担起了照顾我的担子。
每天清晨，宋妈妈轻轻敲我的门：“小一，起床啦。” 桌上丰盛的早餐已经准备好，要么盐菜肉饼，要么是饺子，要么是面条，总之不仅能吃饱，还能让舌头跳个舞。
临近高考的时候，宋妈妈和徐伯伯决定不让我再吃外面的饭，每天给我送。每天中午，头发花白的徐伯伯都会站在教学楼下，微笑着朝我招手。我飞快地跑过去，他说：“慢点慢点，今天有汤，别烫到啦！”
很多同学都羡慕我的饭菜。还有同学问我：“这老人家是谁呀？”我吃得太欢，顾不上回答，或者是懒得回答，同桌就会替我说：“是她爸爸！”一片羡慕声：“哇，你爸爸好好哦。每天送饭来，还有汤。”
有天早上起晚了，来不及好好吃早饭，宋妈妈把饺子装进塑料袋，让我在公车上吃。我在公车上坐好，正准备大快朵颐，发现旁边坐着一个帅哥。于是一路忍着饿意一动不动，到学校吃了梁饺子。
晚上回家，宋妈妈问：“早上的饺子好吃吗？”我说：“好吃，但我在车上没敢吃，旁边的帅哥太帅了，到学校才吃的，有点凉了。”宋妈妈哭笑不得。
高考结束填志愿时，徐伯伯和我一起翻着国内大学名录研究。遇到了一些问题，他打电话给我班主任：“老师好，我是刘小一的家长，请问……您不知道？这么重要的问题，您应该去仔细了解清楚才对。我也是退休教师，教书育人几十年，我只知道要对学生负责……”
我那个尖酸刻薄的班主任，被徐伯伯有理有据且礼貌客气的批评，怼得哑口无言。我开心了好久。
小点点
第一次放寒假，妈妈来接我，我高高兴兴地和她一起坐回家乡的汽车。又是一棵棵枯树飞快地掠过，鸟窝绵延不绝。我说：“妈妈，我不想再来武汉了。”她吓一跳，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就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
到家后，妈妈带着我去朋友家里抱回来一只白色小土狗。我们沿用了我深爱的已经去世的小狗点点的名字，叫它“小点点”。寒假结束，我把小点点带回了武汉。
我姐有洁癖，还怕狗。哥哥、宋妈妈和徐伯伯也是不喜宠物。但他们全都没有表示反对。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宠物的喂养我都不需要操心。喂狗、遛狗、训狗，由家里的成年人承担起来了，宋妈妈还特别新潮地给小点点买了狗粮。我只需要负责和狗玩，让狗狗逗我笑。
这只小狗后来被邻居领养，改名叫“Lucky”。
小点点，小Lucky，你一定要像我一样，幸运下去哦。
十七年
高三的某篇周报上，我曾流着泪写下对武汉的怨恨，用了许多极端表达：“高考之后，我绝不会再来武汉。”
语文老师在后面批注：“十年以后，你回忆起这个地方，一定是美丽的。”
没想到一晃就是17年。
如果你现在问我：“你还恨吗？”
我想说，恨这种情绪，一旦产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我在迷茫的青春期，恨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的无力与自卑吧。只是恰巧在武汉，恰巧遇到了那些好的不好的人，让我找到了情绪的寄托。
一个地方，其实谈不上好不好、坏不坏。只看那里，有没有爱的人和爱的事。
就像你现在问我爱不爱北京，恨不恨北京，我也答不上来。
武汉的老师和同学，不知道他们还好不好。真心祝福他们能够挺过疫情，为了寄予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情感、种种人生。
宋妈妈和徐伯伯此刻正在武汉，健康平安。听说小区里已经春暖花开，能听到往日的嬉闹欢笑声了。我们静静等待着。
文/刘小一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小一，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硕士，曾任职财经记者、企业公关主笔，采访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现为自由撰稿人，关注育儿、情感、乡村、性别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