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能够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成就极高，但人们记住他并非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就，而是在他主持下足以撼动整个北宋政坛的那次政治大变革----熙宁变法。
这个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毁誉参半的。喜欢他的人在他的称谓上加上“最伟大”这三个字来赞美他；而不喜欢的人更愿意指出他身上的一个个缺点，并以此说明他的大伪似忠。比如苏轼的父亲，人称“苏老泉”的苏洵，就特别讨厌王安石。在他的《辨奸论》中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话就太过分了。王安石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不假，但因此就对此进行人格上的侮辱，确实有辱斯文。如果说，苏洵对王安石有看法算个人原因，但为何在王安石死后，到南宋时仍有许多士子把王安石当奸臣看待，把他与秦桧、蔡京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人把王安石看作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这两个章节，我是咬着牙读完的，不仅文中记录的资料与我从小所学的东西大不相同，更是因为这个章节与下一个章节中所记录的内容确确实实将王安石刻画成一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又识人不明的小人。王安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心忧天下还是奸邪自私，读完这两个章节的我，都有些糊涂了。正如人们常说的“历史就如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经过无数人“润笔”，早巳不是原有的样子。
好了，让我们静心来，好好地品评一下王安石这个人物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询的评价。对于老先生的才华，那是无可辩驳的，但老先生所提供的论据，确实和他的论点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类社会不是唱大戏，善或恶不会写在脸上。也许老先生家境优渥，对于穿着打扮十分讲究，看不惯那些衣着邋遢之人。既然“道不同"，那顶多“不相与谋”，何至于进行人身攻击？
其次，我们来看看那些反对派。首当其冲就是司马光，其是韩琦、富弼、文彦博等等，甚至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二人。如果按照少数服从数的原则，王安石岂止是孤家寡人，甚至用䒖䒖孑立，形影吊离来形容也不为过。难道王安石的人品真的如此之差，当然不是。只是因为王安石做了一件令天下士子都异常愤怒的，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变法。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在内部产生，不流血或少流血，那可称之为改革或变法；如果由下而上地进行，那就要改朝换代了。在人类历史上，改革向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作为改革的主导者，结局往往都很悲惨。前有商鞅的五马分尸，后有张居正死后被挫骨扬灰。那么王安石为什么非要变法呢？大家都过得好好的非要穷折腾，弄得天下鸡吠不宁？
这其实与另外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基础上的，建国之初，太祖为防止五代悲剧重演，就实行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到了太宗皇帝当政时，这个政策被发扬到极至，参加科考成天下士子唯一追求。而宋代皇帝对待官员待遇又极其优越，导至短短几十年内官员人数剧增，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开支。其次是冗兵。大宋建国初期兵员并不多，但随着高梁河兵败，为抵御北方强敌入侵，在用交付辽人岁币的同时，朝庭在无法建立一支精兵的情况下，开始不停扩编兵员，甚至一度达到八十三万之巨。这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总而言之收支不平，必然导至财政赤字增加，必然至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到了神宗继位时，大宋政府已经到财政崩溃的边缘。不改，国家要亡；改革，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作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是你，看到这么一个烂摊子时，又该如何选择？
大宋王朝皇帝是对读书人最好的一个朝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训使读书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但是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同时也带来文风兴盛而国力羸弱的怪相。但凡有心存天下之人早已看出国家制度上的弊端，也在做着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比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因为他们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但对于大多数士子而言，他们更享受现有的生活方式。改革，意味着要剥夺一部人的特权，意味着在经过十寒窗的士子们可能会失去他们天堂般的生活方式。人常说“夺人财路，犹人尤如杀人父母”，辱骂算什么，不和他拼命就算不错了。既然“天下无不是的君父”，那只能拿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开刀了。说王安石王急功近利，说王安石没有识人之明，这都没问题，但是要说王安石为了私利而去一味讨好皇帝，说他玩弄权术，把他与汉奸同列，这不仅是诬陷，更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之举。
宋神宗去逝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对王安石展开疯狂的报复，不仅流放大量支持变法的官员，同时废除所有的新法。这种不论对错，只论党派的做法甚至引起“曾经”旧党成员苏轼的震惊。于是，党争开始了。(备:显而易见，由于党争引发的社会矛盾才是加剧大宋王朝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冲这点，司马光的私德就值得人怀疑。)
苏东坡，也许看不惯王安石的为人，但他从来是对公不对私，因为他的正直，再一次走上流放之路。最后，我认为王安石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但他至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士，无愧于“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的赞誉。
